——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访谈
金明日简历
金明日牧师，朝鲜族，出生于黑龙江，一九八六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一九八九年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之后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两年后接受上帝之呼召，放弃世俗职业，入燕京神学院学习。毕业之后，在神学院任教并在北京一家“三自会”控制下的教会担任牧师。二零零二年，赴美国富勒神学院学习，研究新约神学，获神学博士学位。二零零七年归国，同年六月三日，与一群同工一起创建北京锡安教会，任教会的主任牧师。
锡安教会虽然只有短短三年历史，却是北京发展最为迅速的家庭教会之一。目前有汉语堂和朝语堂，共八百多名会友，除了主任牧师之外，还有六名全职传道人。在北京上千家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中，锡安教会与守望教会、复兴教会、福音教会等较有代表性，是一家采取公开化策略的、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福音派教会。金明日是积极推动新兴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牧师之一。
采访缘起
我第一次见到金牧师，不是在北京，却是在大洋彼岸的旧金山——这本身就表明中国家庭教会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的匮乏。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我应邀参加由神州传播协会主办的“一代人的见证”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与金牧师相遇。金牧师中等个子，头发花白，神采奕奕。初步交谈之下，才知道他原来是北大学长，是一九八六级地球物理系的毕业生。当时，我就想：一九八九年，金明日正好在学校里，那段经历在他人生的旅途中打下了什么样的烙印呢？
大会的第二天，安排了来自中国大陆几位牧者和基督徒作见证。金牧师是第一位发言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便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我的信仰历程与‘六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认为，“一代人的见证”始于“六四”，是“六四”改变了这一代人的人生观和生命轨迹，让这一代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信仰。虽然我不是“六四”那代人，但“六四”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六四”越来越被人们淡忘，逐渐变成一个人们自我约束的“言论禁区”。在许多教会当中，甚至在大多数海外教会里，“六四”也成为“过于政治化”的议题。当金牧师斩钉截铁地说出“六四”这个词语的那一刻，我想必定有圣灵的同在，是圣灵给他勇气做这样美好的见证。
回国之后，我萌生了采访金牧师的念头。我先请在锡安教会聚会的独立经济学者张大军转送给金牧师一本我写的《白昼将近》一书并附上一封短信。几天之后，金牧师打来电话，与我约定见面的时间与地点。原来，锡安教会就在离方舟教会仅数百米的一栋大楼上。
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我来到北四环边上北苑路的浴都商务会馆。这是一座装饰华丽的娱乐场所，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标志。这里会有一家规模很大的教会吗？当我正感到疑惑时，金牧师已在楼下等我了。我想，这就是今天中国城市家庭教会面临的现状：我们就处于此种环境之下，这个灯红酒绿的世界就在隔壁。教会如何应对之？
上了旁边的写字楼，才发现别有洞天：大半层楼都是锡安教会租用的，有主堂、办公室、主日学教室等功能区，宽敞的主堂可容纳两百多人，这是我在北京市区看到的面积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教会的各项设施相当齐备，儿童房、办公室等井井有条，可以跟北美中等规模的华人教会相媲美。这样的教会足以修正外界对家庭教会因陋就简、隐秘封闭的成见。
在锡安教会的一间会客厅里，我们开始了三个多小时的访谈。几天后，我将整理出来的稿件传给金牧师。三月十三日，金牧师我再度约我面谈，并修订完成稿件中若干疏漏之处。
在“六四”屠杀之后的绝望与虚无中走向信仰
余杰：金牧师，你好，在旧金山“一代人的见证”大会上，我曾经听到你分享个人的信仰经历，很受感动与鼓舞。你在北大求学期间的精神求索，比你迟入北大六年的我也有过。可惜，那次每个发言人只有五分钟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比较完整的见证。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单独倾听你的分享。
金明日：我出生于黑龙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当时家里非常贫困，条件恶劣，母亲生了八个孩子，四个孩子先后夭折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从小学习刻苦，在各个方面都是标准的“好学生”。一九八六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那时，我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是文革之后第一批在中学生中发展的预备党员。只是当时我还不满十八岁，当地的党组织没有为我举行宣誓入党的仪式，但他们说，你一入北大就可以举行仪式正式入党。
进入北大之后，鉴于我有预备党员的身份，立即被任命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但是，我立即受到巨大的精神冲击。那时的北大，自由主义的思潮此起彼伏，老师和同学都在讨论民主自由这些概念，大家几乎有这样的共识，都认为共产党是中国发展民主的障碍。于是，我经过一番思考，放弃了入党，变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一九八七年，我开始去教堂，是一个三自的教堂——崇文堂。那时教堂中大部分都是老人，牧师的讲道我也听不懂。觉得基督教是一种很被动的宗教，如果年轻人都信了教，谁去关心和承担国家的未来呢？我去教堂跟家庭没有关系，我家里没有基督教背景，父母都是循规蹈矩的农村人，对基督教相当排斥。是我自己想去寻求人生的真谛。
我生命的转折与“六四”有关，“六四”的经验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内在化”了。当时，我是一名三年级的学生，不是那种最热心最积极的参与者，但与大部分的北大学生一样，是赞同和支持学生运动的，也多次参加游行活动。六月三日、四日的时候，我不在北京，因为家里的事情，去了青岛。我记得很清楚，四日清晨，我在泰山顶上看日出，下山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高音喇叭在播放美国之音的消息，这才知道北京的军队开枪了。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高音喇叭中居然在播放美国之音。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仿佛天崩地裂一般，决定立即赶回北大。
六月五日的清晨，我抵达了北京站。此时北京的情形与几天前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整座城市都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公交车，人们纷纷离开这座城市。回到北大之后，老师们都劝我们赶紧回家，他们估计很快军队就要开进学校实行军管，会大肆搜捕学生，学校会很不安全。我一边整理自己的物品，一边流泪，整个人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原来的世界全都破碎了。
不久以后，学校通知大家复课。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但已经是物是人非，有同学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自己也像死过一次一般。那是一九八九年秋天，我突然接到教会的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说崇文堂的一位老姊妹过世了。这位老姊妹跟我在教会里有一些来往，一直都在关注我的信仰状况，一直都在为我祷告。据她的亲人说，直到她患肝癌去世前夕，还在为我信主的事情恳切地祷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相当地感动。要知道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没有自我的，没有独立性的，是很少被爱的。大学是免费的，连牙膏牙刷都是国家发给的生活补助买的，大学生是属于国家的人，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六四”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拒绝、被抛弃、被欺骗的人，在高压下连话都不愿说，也不愿看官方的宣传报道。直到现在，二十年来，我都不看新闻联播。那时，突然得知有这样一位老姊妹牵挂我、关心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被轻轻触动了。
余杰：我是一九九二年考入北大的，被强迫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了一年的军政训练。第二年才进入北大学习。那时的北大与八九年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浪潮席卷校园，但我仍然感觉到当年残存下来的绝望与虚无的氛围。我到北大之后，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极其失望的时期，因为我心目中的北大，具有“五四”精神的北大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我的同龄人中，有“六四”情怀的人寥寥无几，也很少有人思考生命的意义的问题。
金明日：就在那个人生的低谷，原来的那些理想都破灭了，上帝却拣选了我。我去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那位老姊妹的追思礼拜，那是一个最普通的基督徒，一个被众人瞧不起的老人，除了上帝之外大概很少有人关注她。但就是这样一位老姊妹，心中却有爱。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死去的人的尸体，突然感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躺在这里面，不知会有几个人来看自己的尸体。“六四”同学的死难才过去几个月，死亡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我还是唯物论者，在唯物论者看来，死后人就变成了灰尘，就再也不存在了。
那天我流了很多泪水，既是为那位老姊妹而流的，更是为自己而流的。我听到周围的基督徒在唱歌，他们唱的是“经过约旦河与天父见面”的那首，听到这歌声，我非常感动。以前，我们村里也有基督徒的葬礼，父母都很反感，认为子女不烧香、不倒酒、不磕头，是不孝顺，而且还在葬礼上唱歌。这一次，我身临其境，觉得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意义与中国人传统的葬礼完全不一样。我感到信仰是勇敢的，不是逃避现实；以前我听不懂教会内的用语，是因为我没有处在那种光景里。我发现基督徒的歌声里有一种强烈的盼望，这是一般人没有的。我想起读过的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的一句话：“信仰需要付出代价，但不信仰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是的，绝望是因为没有盼望的理由。以前听不懂上帝的话语，觉得上帝没有存在的必要。但这一次的追思礼拜让我意识到上帝很重要。
那一天之后，我便开始积极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时真是如鹿渴慕溪水，再长的讲道也听得津津有味。还参加查经班，虽然“同学”都是老人家，上周查完的经文，这周他们又忘记了，还得重新开始。但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倾听，做笔记。也很热心地在教会中服事，比如打扫卫生等等。几个月过去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我，我是教会中惟一的一名北大学生，那时的大学生很少去教会的。
这时，开始面临毕业的问题了。同学们都忙着毕业设计，看我整天往教会里跑，都劝我说，不要弄得毕不了业，一份北大的文凭对未来的生活是可靠的保障。但我当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着？同学们追求的目标与我追求的目标，孰对孰错？我学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听过方励之物理学方面的讲座，一直以来都是科学的信徒。要让我相信像神话一样的《创世纪》是事实，与我所受的科学教育是矛盾的。
那时，教会有一位来自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到中国来短宣的弟兄。他一直在注意我，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吗？”我一听这话，心中有点恼火：“难道我是假基督徒吗？”他看到我的神情，便对我说：“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参加聚会、查经、服事就可以成为的，真正的基督徒是耶稣与你的生命发生了联系。你若有内在的需要，就去敲门，向主敞开你的心，主就进入你心中。”他的话带有不由分说的力量，却给我极大的震撼。
这时，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被上帝拯救的人，便跪下来祷告。祷告时，我真的感受到了主的同在，我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我流着泪，心中却有大喜乐。聚会结束，我骑自行车回北大，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路上我都在流泪，我的里面有看见，那种喜乐是谁也夺不走的，就好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之后回家，父亲早已在门口等候，孩子看到父亲伸出来的拥抱的手，一句话也不用说，便痛哭流涕了，所有的委屈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安慰。
那天是我重生得救的日子，我被圣灵大大地感动。我们教会是下午聚会，聚会完回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一路上我看到路灯下沉默地奔波的人群。一九八九年的秋天是我所经历的最为阴暗沉闷的秋天，我在这种压抑的情绪下生活了许久，第一次感觉到人生如此美好，北京如此美好。当时，北大学生起床的第一句话，异口同声地都是：“苦啊，苦啊！”（不是“主啊，主啊！”）“六四”让这个世界整个地翻转过来。绝望抓住了每一个人。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生存本身便是上帝的赏赐。正如C.S.路易士所说，对美的体验是上帝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宝贵的礼物，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接受这个礼物。
那时，我住在二十八楼四三一房间，这里曾经是高自联的总指挥部。我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在打牌。几个月的时间，同一个地方的氛围宛若隔世！“六四”之后，几乎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沉迷于打牌，这是一种消极反抗，以虚度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方式反抗。有个同学嘲笑我说：“老金啊，上帝对你说话了吗？”我大声回答说：“上帝真的对我说话了！”那个时刻，我被基督的爱所充满，感到立即要为大家做点什么，便跑去为周围的三个宿舍的全部同学打开水，跑了很多趟，打了十多壶开水。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从来没有过，大学生们都爱偷用别人的开水，而不愿自己打水，更不用说帮别人打水了。大家都说，教会真是让人变得善良的地方。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上帝安慰与接纳了我。
我看到，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是中国的精英分子，但他们那么绝望，他们通过打牌能获得安慰吗？天国与地狱同在一个地球上，没有耶稣的人深陷于绝望之中，我自己也是那样走过来的啊！我对绝望有着深切的体认。现在我讲道的时候，讲得最多的一个词语便是“盼望”，绝望之后的人才会明白有“盼望”的人生是多么的美好。
余杰：鲁迅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不认为未来有一个“黄金时代”。你却在绝望之后得到了永生的盼望。那么，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快便走上了全职事奉的道路吗？当时有没有生存方面和家庭方面的压力？据我所知，在九十年代初，很少有知识分子选择当全职牧师的道路。这些压力你又是如何解决的？
金明日：我信主之后不久，就知道自己一生要做什么，要为真理而活，要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当时我在缸瓦市的一家“三自”系统的教会聚会，他们缺乏讲道的牧师，那时规定很严格，没有北京户口的人不能讲道。我毕业分配在北京，有北京户口，是北大毕业生，有文化，在圣经方面又很有追求，所以大家让我来讲道。
那个教会只有三四十个人，尽管是“三自”系统的教会，但当时北京控制非常严密，在我讲道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和安全局的官员就混在其中听。我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道，大声疾呼这座有罪的城市赶紧信主，不然就要灭亡。我将每一次的讲道都当作最后一次。感谢主的保守，一直没有出什么事情。
家里人对我热心于教会的服事非常不以为然，他们专门安排我哥哥来劝说我。哥哥帮我介绍了一家外企的工作，收入很高。但我心中始终不得平安。两年之后，我遇到燕京神学院的吴慕迦先生，他当年曾经为信仰做过牢。他跟我一接触，知道我的愿望之后，就对我说：“你来我们燕京上学吧！”
通过了入学考试之后，我决定辞去工作到燕京神学院念神学。当时，我还不敢跟父母说是去念神学，只是说要学习。父亲知道了之后便说，年轻的时候多读书总是好的。母亲很细心，仔细盘问我到哪里去念书，当她知道我是去念神学之后，差不多气得昏了过去，躺在床上好几天时间不理我。后来，母亲对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人生很短，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她以为我是经过“六四”之后，对这个世界灰心失望，看破红尘要出家当和尚去了。第二句是：“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是坚持无神论的，你们信有神论的没有好下场。”她知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无神论，与有神论是冲突的。第三句是：“你的妻儿谁来养活呢？”她考虑到了我们小家庭的生计问题。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她是从生活中得来的朴素的智慧。
但是，上帝为我开了道路。我妻子当时在北大进修，她支持我的选择，停止了学业，进入一家日资企业工作，以此来支持家庭。我成为文革之后第一名进入燕京神学院学习的重点大学的毕业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第三年开始在神学院任教，并到一家教会牧会，有近十年之久。二零零二年我去国外念神学，二零零七年回国。六月三日，锡安教会汉语堂从七个人开始；六月五日，朝语堂从二十多人开始。有一家有三四十人正在寻找牧师的教会也加入了。第一年，教会超过了三百人；第二年，教会发展到五六百人。
余杰：二零零九年是“六四”二十周年，当局一直不肯认错并给予受害者以国家赔偿。在“两会”上，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中央对此事早有结论，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有目共睹”。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作天安门屠杀的直接后果，这是一种“杀戮有理”的法西斯主义的逻辑。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1]为代表的有关人士，二十年来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相与和解。另外，民间的怨愤与苦毒也越来越大。你认为教会和基督徒的信仰与价值，可以在解决“六四”问题的时候发挥何种作用？
金明日：我在教会的一次退修会中分享了圣经中赎罪祭和赎愆祭的区别，《利未记》中有很多关于赎愆祭的仪式的记载。赎愆祭包含了“补赎”的意义。赎罪祭是人在得罪神之后如何消除自己的罪孽，上帝如何宽恕忏悔了的人；而赎愆祭还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修复彼此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恢复（当然也包括国家、政府、政党与个人的关系的恢复），需要加害一方对受害一方作出一定的补偿，不能大而化之地说“向前看”，“彼此包容”。最近有一部韩国电影《密阳》便讨论到此问题，受害人追问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原谅加害者，上帝便先宽恕了他？”
爱和公义需要取得一个平衡，不能只有无原则的爱，而没有公义。那样对被害者一方而言，是不公平的。这里的补偿包括了物质层面的，《利未记》中说需要献祭母羊、羔羊等。天主教传统中，有金钱奉献，以前新教批评说，这是把信仰当作买卖，其实这也不能否定，这里面有圣经的传统。赎愆祭的观念运用到社会层面，那就是，如果执政者因为执政的错误而引发了人为的亏损，给人民带来各种伤害，就应当主动认错并给予具体的补偿，补偿的数量应当是加倍的。
余杰：是的，在韩国处理光州事件、台湾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时候，都由国库中拿出钱来，成立专门的基金会，给予受害人以补偿。虽然逝去的生命不能复生，但这种补偿是社会正义的重要部分。
金明日：处理其他的冲突也需要这种从圣经中来的大智慧。比如西藏问题，中央政府如何面对长期以来西藏人民遭受的伤害？藏人的心灵需要得到安慰，只有心灵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建立永久的和平。如果一直像现在这样，一有不同意见便使用高压政策，不让人表达，积怨越来越大，总有爆发的一天。
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主体性与独立性
余杰：一九四九年之后，持守信仰的中国教会被迫转入“地下”状态，而惟一公开存在的是受官方“三自会”控制下的教会。我不使用“三自教会”或“官方教会”的概念，因为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符合圣经原则的神的真教会。或者用张伯笠牧师的说法，他们是“被掳的教会”。由于中共当局对城市严密控制，而乡村相对松懈，所以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乡村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中国家庭教会的命脉得以保存在乡村。
乡村教会在坚守信仰、为主受难及灵修传统等方面，为未来中国教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但我们也要看到乡村教会的问题与局限。比如不重视甚至反对神学，这与民间的反智主义传统有关，也使得基督信仰民间宗教化；比如不重视教会内部管理方式的建设，导致某些魅力性领袖篡夺教会的权柄，会众对此类领袖的崇拜超甚至过对上帝的崇拜，教会变成封闭的独裁体制。而上帝在世纪之交兴起城市家庭教会来，便是让城市家庭教会接起中国信仰复兴的下一棒。金牧师如何看待农村教会和城市教会力量之消长，以及各自不同的使命？
金明日：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教会的主体还是城市教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沿海城市。一九四九年之后，公开存在的城市教会几乎都被纳入“三自”系统，反对者被打击、关押。文革期间“三自”系统的教堂也被关闭，所以城市教会差不多全军覆没，只有少数地方，如山东、温州等根基较深的地方得以延续。一九七九年之后教会的复兴，是从农村开始，如河南、安徽等地。九十年代之后才出现了城市家庭教会的复兴。
中国农村教会固然存在若干问题，但我们仍应对其正面的成就有充分之评估。第一，在教会历史上，福音从来没有这么深入而广泛地接触最底层的、被剥夺和被凌辱的民众，也就是那些“最小的弟兄”；第二，农村教会形成了有中国自身特点的教会传统，比如以纯朴的心联接的灵性，忍耐，重视祷告，有点类似俄罗斯信奉东正教的农夫，这些传统都是应当保护的；第三，以中国的现状而论，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口都集中在农村，所以继续推动农村的福音化依然不可忽略；第四，向农村传福音，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农村教会，以农村教会的团队为主，他们的长处是全国宣教；第五，九十年代之后，城市教会的福音是在农村教会的帮助下出现的，城市教会靠自己未必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当然，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我们应给予特别的关注。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我认为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城市化的浪潮为城市教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据一份资料显示，二零零六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接近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城市的监控衰退。为何一九四九年之后教会在城市中失败、在城市中没有容身之地？国民党时代，城市活跃，人口流动性大，公共空间也大，所以城市教会发展迅速；四九年之后，因为共产党政府的监控力度极大，无孔不入，在严密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居民处于恐惧之中，生怕失去城市的身份，导致教会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而近年来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官方的预期，大量的新移民的涌入，自由职业者群体越来越多，于是空间便出现了。第二，八九年之后，知识分子对体制内改革失去希望，知识分子追求信仰，成为基督徒的比例很高，我个人便是如此。第三，是“三自”自身的失败，这一点后面还可以详谈。第四，是国际化的趋势，中国加入全球化之中，国际宣教团队得以进入中国大陆，他们基本以城市为主。
余杰：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复兴，还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长。如果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算起的话，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由于特殊的国情，城市家庭教会一般没有明显的宗派背景，此种情况有弊也有利。其“弊”为：没有一个可以直接遵循的神学体系和教会治理制度；其“利”为：没有传统反倒可以轻装上阵、博采众家之长。不知你理想中的城市教会治理模式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城市教会如何发展自己的神学体系并进而更新中国文化？
金明日：锡安教会没有明确的宗派归属。当然，我们有改革宗的背景，我们开设的神学院，老师大都倾向于改革宗。但我们很警惕将改革宗绝对化，比如在温州的一些年轻人那里，几乎是“加尔文之外无真理”、甚至“唐崇荣之外无真理”，这种唯我独尊的思路要警惕。
余杰：我跟唐牧师有过接触，他并不是一个狭隘和绝对的人，反倒是某些自称受他影响的年轻人，俨然以圣战斗士自居，这种以为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想法非常危险。我们每个基督徒寻求真理，都只能是“瞎子摸象”，没有人可以全部占据真理。我个人也倾向改革宗，但改革宗也只是相对而言摸到更多一部分真理而已。我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谦卑。
金明日：中国城市家庭教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身份认定和主体意识的确立。这个问题与你谈到的宗派问题有关。近代以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城市教会差不多是西方各个宗派在中国的翻版，因为他们都是西方各个宗派的传教士到中国帮助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各宗派在中国的“殖民地”。一九四九年之后，这种联系被斩断了，这种依附关系也被解除了。近年来兴起的城市教会，差不多都是没有宗派的。可以说城市教会是在一个特殊的婴儿房中成长起来的。
那么，我们如何回到大公教会的传统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与中国自身时空环境对应的新的宗派呢？许多宗派都诞生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如德国之路德宗，英国之长老会，荷兰之改革宗，美国之浸礼会。我们需要总结新教进入中国两百年来上帝对中国教会的带领，明白上帝的计划和心意，并承担自己的使命和角色。
城市教会必须承担其文化使命来。我们如何用神学来表达上帝的亮光和启示？这是我关心的问题。我们锡安教会有六名全职工作人员，我是牧师，其他有三名传道，一名干事，一位实习的神学生。锡安教会还很年轻，我们还没有按立长老和执事。我们有一个教务委员会，朝语堂有五人，汉语堂有十二人，重大事务由该委员会决定。但我要强调的是，组织结构不是上帝启示的本质，只是工具和武器，且找不到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一个教会有五十人的时候用五十人的模式，有一百人的时候用一百人的模式，不可能削足适履。我更重视的是教会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锡安教会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开放的独立教会”。
主体性是针对西方教会而言的。西方教会总体上呈现没落趋势，而中国教会如同清晨的太阳。中国教会要有全球视野，不要只想着今天能否安全聚会，奉献多少，要抬头仰望：上帝是否会在英国和美国之后兴起中国，让中国教会负担起更为宏大的异象？锡安教会有三个目标：传扬上帝话语，建立基督化家庭，推动福音西进。最后一点是我们看到的“大使命”。
独立性是针对“三自”而言，“三自”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的名份，它没有主体意识、没有生命力、没有创造力。此前我在“三自”有长达十年的牧会经历，比大部分家庭教会的牧师更了解“三自”的情况。“三自”是一个国家垄断经营的机构，与国有企业的特征一模一样。换言之，它是宗教领域的“国企”。正如国企无法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一样，“三自”也无法对这个新时代人们心灵的需求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回应，所以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文革”势力惟一没有被清除的地方就是宗教界，其他领域在邓小平掌权之后基本上都将文革的势力清除了，只有宗教界是原班人马。所以，他们是最左的势力集团。一九九八年，“三自”进行所谓的“神学建设”，其实质是自由主义神学的高度政治化，是定于一尊，使得“三自”内部主张包容、联合、妥协的人（而这些人多半是有才华的人）绝望而离开。
余杰：我十分赞赏你使用的“开放”一词，连官方都有信心说他们要“对外开放”，为什么教会反而惧怕和回避“开放”呢？灯要放在灯台上，不能藏在斗底下。真教会不应当是所谓的“地下教会”。我们应当努力让“地下教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我们应当在一切场合为自己“正名”，我们是“地上教会”。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地下状态显然不利于真理的传播。
那么，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内部，亦存在分歧。这些年来，锡安教会遇到过什么样的来自政府方面的逼迫？又如何应对之？有没有特别的经验可以提供给众教会参考的？
金明日：我们教会从一建立的时候起，我便给朝阳区的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报告。不是登记也不是申请，而是“自我介绍”，在这封信里详细讲了我本人的履历，我是从哪里念书回来的，我们教会的具体情况等等，算是一次明明白白的告知。不知他们有没有人认真阅读这份材料，或者已经将其扔到废纸堆中去了。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锡安教会组织了第三次北京城市牧会模式研讨会，遭到当局的强力制止，甚至向我们租房的业主施加压力要解除合同。我跟物业方交涉说，我们租房的时候已经表明是用于宗教活动，我们没有任何违约之处。如果你们硬要解除合同，第一，必须有书面文件明确说明，是因为我们“非法聚会”，你们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压力才被迫这样做的；第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和社会后果由你们承担，而不由教会承担，比如有会友因无法聚会而去公园等公共场合聚会，去政府部门上访等；第三，我们会请律师用法律手段展开诉讼，并会向媒体公布。
很快，有关部门就打来电话询问说：“听说你们要去中南海示威，千万不要这样做啊。我们是奉命行事，是奥运前对不稳定因素的一次清查。此事还可以慢慢商量。”我回答说：“教会遵纪守法，不是不稳定因素，你们错误的处理方法才会催生不稳定因素。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停止聚会。”最后，他们终于退让了。我一直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教会要去争取合法权益，这不是不顺服掌权者。
我们与官方交涉，与“三自”接触，都是本着爱的原则，在爱里没有惧怕。奥运期间，我与政府沟通，我对他们说：“奥运会是一个世界性的活动，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开放的一面，宗教信仰自由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会停止聚会，也不会关门聚会，西方人来了，愿意到我们教会，我们当然欢迎了。比如，如果美国在开奥运会的时候，我去美国访问，去美国某个教会参加礼拜活动，难道那个教会的牧师会给美国政府打电话去请示说，有个中国人要来教会参加礼拜，可不可以？”
余杰：我们再来谈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登记的问题。据我所知，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对登记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态度：有的教会为了登记，做了相当大的妥协，甚至愿意登记在“三自会”之下，但竭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有的教会积极努力与当局接触，希望在不违背圣经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合法登记；有的教会暂时不主动去尝试登记，采取观望态度；有的教会根本就对登记没有兴趣，但并不反对其他教会去尝试登记；有的教会自己不去登记，也反对和批评哪些尝试去登记的教会。我认为，各自不同的处境、神学立场导致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王怡曾经提出登记的五原则，即社团原则、自愿原则、独立原则、程序原则和普遍原则。你和锡安教会如何看待登记问题？
金明日：教会一方面属于上帝，一方面也是社会团体，必然与现有的政治秩序发生关系。我在“三自”呆了十年之久，所以对“合法性”问题不是很热心。据我所知，缸瓦市教堂就不是法人地位，北京只有基督教“两会”有法人地位。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那些“三自”控制之下的教堂与我们家庭教会的处境相似。今天的“三自”又能有多少宗教自由呢？即便某些家庭教会拥有了法人地位，家庭教会整体性的境况也难以改变。
我对政府如何管理教会更有兴趣。前不久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人士对话，我的感觉是，他们并没有在登记政策上松动的意思。
余杰：我想，他们只是初步来了解一些情况吧，他们不是有决策权的人。不过当局愿意与家庭教会对话，表明当局已经意识到：根本不可能依靠原有的“三自”体系来统合家庭教会。他们无论有多么不情愿，也得承认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自”运动，虽然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已经可以断言它是失败的了。当然，“三自”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当局有了践行宪法中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善意和决心。
金明日：我对短期内教会能够实现合法登记不抱太大的希望。首先，这会引发一个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难道官方会单单让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实现登记，其他那些宗教怎么办呢？其他那些民间组织怎么办呢？一旦家庭教会合法化，将会出现一连串的效应。如果单单给家庭教会以特殊待遇，家庭教会难道就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吗？这又是一个问题。
其次，目前的宗教政策的基础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而是邓小平时代出台的中央十九号文件。这份一九八二年发布的中央文件规定：“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负责管理。”执政党的文件的权威超过了宪法，这本身就是一件荒唐事，这就是一种“中国特色”。邓是一代强人，他的政策别人根本不敢改动，江泽民、胡锦涛都“萧规曹随”，除非出现跟邓一样强势的改革派的领导人。但现在还看不到有出现这样的人的可能性。
我认为，比登记更重要的是宗教立法。在什么样的精神下立法？在当局不能放弃更多干预宗教的欲望之前，亦不能启动立法程序。我们要弄清楚共产党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和角色？我记得赵丹去世前说过一句话：“党和政府对文艺管得太死了。”对宗教也一样。
其次，我还有一点特别的看法，就是家庭教会不能享受比普通公民更大的权利。家庭教会不能成为渴求获得部分“甜头”的“特殊分子”，像宋江那样被招安，从而失去了美好的见证。上帝既然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便是让我们与同胞一起受苦、一起承受逼迫。如今，公民权利正在慢慢增加，物权法也出台了，作为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教会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这是我们努力争取的结果，不是当局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家庭教会当然需要合法的身份认定，但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
不能登记，没有法人地位，当然会有很多麻烦，如不能建堂等等。但是，教会不怕没有房子，教会最怕没有精神。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在空中，这本身就表明地上是容不下耶稣的。但耶稣却征服了世界，吸引万人归向上帝。
林昭之殉道与教会之复兴
余杰：近年来，海内外、教会内外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看重数量的增加。许多时候，人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是八千万，是一亿，是一亿两千万？在我看来，数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真理的扎根，是生命的改变，以及用改变了的生命去改变社会。如果真理不扎根，生命不改变，名义上的基督徒的人数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仅仅躲藏在教会内部，满足于舒适的教会生活，将教会生活当作是一种“精神按摩”和“心理治疗”，这样的基督徒又怎么能够充当“光”和“盐”呢？当今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此一特定的时空之中，究竟有何时代性？
金明日：我也一直认为，人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基督徒。在这里，我要谈及我们北大的一位学长，中国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女——林昭。[2]我看了林昭的文章以及胡杰为之拍摄的纪录片之后，一夜未眠，流了很多眼泪。在中国，聪明的人很多，有才华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多，但为真理把自己摆上祭坛的人很少。林昭就是罕见的一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林昭这样的基督徒。
那么，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中，是否能走出一批具有林昭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呢？换言之，教会的生活能否熏陶与教导出像林昭这样的基督徒来？基督徒能为这个败坏的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方向？我想，这才是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一大挑战。
余杰：是的，中国教会家庭的复兴，必须是真理的复兴。如果没有林昭的精神为催化剂，这种复兴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我在许多文章中强调说，我们需要对林昭进行“普及”。在北大校史上，林昭是一个失踪者。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那时校庆纪念的主角是些什么人呢？是毛泽东——这个除了在北大当过几天临时工之外与北大没有太大关系的、却疯狂戕害北大精神的暴君；是李大钊——这个与苏联特务勾结起来出卖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当时，有关卖国的文件均在苏联使馆中被查抄出来并在媒体上公布）。而真正的北大最优秀的学子林昭却无人知晓。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教会内部普及林昭——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没有多少基督徒知道林昭。
我在访问德国慕尼黑“白玫瑰”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的负责人告诉我，德国曾经有一次民调，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年轻的女大学生索尔榜上有名，与歌德、贝多芬等伟人并列。她就是一名基督徒，是慕尼黑大学中“白玫瑰”小组的成员，因为本着圣经中爱与公义的原则，撰写传单反对希特勒，而被判处斩首。战后，德国人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圣女，关于索菲，有许多传记和多部电影，有塑像、纪念馆和基金会。中国人却忘记自己的圣女——林昭的苏州郊外灵岩山的墓地，因为有人去祭扫，当局居然在旁边的树上安装摄像机，以示威胁。一个习惯遗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不能从历史中寻求精神资源和传统的教会，也无法扎根于中国社会。林昭理应成为中国教会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她是中国基督徒“活出基督”的典范。
金明日：我们教会开过三次以林昭为主题的研讨会。当时有一位知识分子，到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是慕道友，从理性上不愿接受基督信仰，并且反问说：“当反右发生的时候，文革发生的之后，这个民族在受苦的时候，基督徒在哪里？”当他看完林昭的纪录片，流了很多眼泪，并决志信主了。他说，还真没有想到当代中国出现过这么伟大的基督徒！他从林昭的言行和生命中认出耶稣基督来，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许多弟兄姊妹一开始以为读书会要学习一些灵修作品。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最近在读三本书，一本是林昭及怀念林昭的文集，一本是朋霍费尔[3]的《狱中书简》，一本是于歌的《美国的本质》。这样的学习尤其是对青年人潜移默化，很有帮助。
我最近读到南京的一位学者潘知常写的题为《林昭、海子与美学的新千年》的演讲稿。潘知常将林昭提到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甚至认为鲁迅之后最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神创造者就是林昭。他特别赞赏林昭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这段话：“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对此，他评论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流泪能流血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在那个时候还在微笑，还在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还在把忠心献给谁谁，我觉得，那样的中国人几乎不能算做人，而只能算做奴隶啊。……这个时候的林昭已经最终脱离了在少年时期就被灌注的阶级、斗争、革命、解放这样的一些观念。她的心灵真正地自由了。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思想道路。”
通过了解林昭的史料，我发现林昭在世时，从未在教会得到过牧养、安慰、支持和帮助（那时候的城市教会几乎被消灭了），除了在狱中接触过一名基督徒俞以勒之外，她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直接与上帝交流，通过读经和祷告来获取属天的智慧和勇气——在监狱中的时候，连圣经也读不到了，就只能祷告了。今天，教会更有必要认识林昭，让林昭的生命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发生碰撞。林昭的身上有四种极其重要的精神要素，可以供众教会分享，那就是：饶恕、公义、盼望和爱。没有这四种精神要素，中国便没有健康光明的未来。
余杰：林昭身上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她的信仰带给她的精神上的升华，就是她用的是这些与她的对立面完全不一样的精神资源来进行这场“公义之战”。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的历史是以暴易暴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比赛厚黑与无奈的历史，每个朝代都是前一个朝代的循环。所以，以“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论，归根到底其实是一部历史。如果走不出此种历史循环，我们的未来就是没有希望的。
近代以来，政治家和革命者当中出现了不少自称基督徒的人物，但他们都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他们的公共行为与他们的信仰不符甚至背离。比如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以及今日之香港特首曾荫权（天主教徒）等人，均是如此。我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力和破坏力，这确实是一群悖逆之民，这确实是一片磐石般的土地。
然而，我们总算有了林昭，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怜悯与恩典。有林昭或没有林昭，中国的思想史和教会史肯定迥然不同。遗憾的是，对林昭的接受和介绍，并非始于基督徒和教会。直到今天，在认识林昭上，大部分教会和基督徒仍然“后知后觉”。我在一些基督徒的论坛上，甚至发现若干否定林昭是基督徒的言论，这与当年某些德国教会的头面人物对朋霍费尔拒斥何其相似：一九五三年，在浮罗森堡集中营举办朋霍费尔的追思会，当地的主教麦塞示威性地缺席。麦氏认为，朋霍费尔是政治异议者，不是教会的殉教者。林昭是基督徒，这点毫无疑问，她在狱中用血书写到道：“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许多基督徒和教会以“政治”为借口对林昭“敬而远之”，其实还是因为怯懦与冷漠。林昭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为上帝的公义而战的圣徒，是付出生命彰显真理的先知。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应当为回避林昭而认罪悔改。
从中国教会疏远林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中国教会缺乏符合圣经原则的“政治神学”。此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此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反省与检讨？
金明日：毋庸讳言，中国教会有两个负面的传统。其一，神学的保守主义导致政治上的幼稚主义。一些过于基要的神学观念，使得基督徒和教会选择“隐居”式的生活。其二，信仰过于内在化，对真理狭窄化的处理，从而使得教会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如倪柝声的神学便存在此类问题。这样，中国教会便缺失了旧约中很重要的先知传统。基督徒不能把握时代的脉络，不能用圣经的真理去“参透万物”，解读不了身边发生的一切。
余杰：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又是地上的公民，基督徒需要有现代公民意识。许多基督徒对圣经十分熟悉，也按时参加教会、经常祷告，但在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其言行顿时与圣经真理背离，也不符合现代公民的身份，被当局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洗脑的后遗症立即表现出来。比如，有基督徒说，中共当局对藏族民众的打压是应当的，因为藏族人信仰佛教，所以这是上帝借政府的力量来警告这些异教徒，这是一种表面上的原教旨主义，实质上的怯懦和冷酷；再比如，有基督徒说，一旦台湾有风吹草动，就支持中央政府对台湾动武，因为国家统一不容破坏的，这是“爱国”（其实是“爱党”超过了爱教会和爱真理）。在这些反面，教会如何教导会友作出正确的判断呢？
金明日：基督教不能回避政治，不能闻政治而色变。基督教是弥赛亚宗教，弥赛亚的核心就是拯救世界，而不像佛教那样离开这个世界去独自修炼。弥赛亚宗教在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出了鲜明的政治观点。我们需要做的是寻找上帝的旨意，谋求他人的利益，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整天都在考虑自己的得失，如何如主祷文所说“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最不愿看到的是便是人类失去良心，这良心是上帝安放在人身体之内的。基督徒应当成为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当其他人都放弃良心的时候，基督徒仍然不放弃良心。基督徒没有权利绝望。基督徒必须出于基督精神为民族尽责。
余杰：近二十年来，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将信仰带入公共领域，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特别的祝福，这一现象，在北京尤其明显。对于已受洗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有教会生活和没有教会生活，其生命状态有极大的差异；到教会中是例行公事、走马观花，还是真正委身下来、谦卑服事，其生命状态亦有极大的差异。而他们生命状态的差异，直接影响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发言和表现。教会如何吸引受洗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对他们进行“全人”式的牧养？
金明日：近年来，我也注意到有大批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的、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加入城市教会，使得教会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而且在质量上有了提升，能够更加深刻地去思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这样的形而上的问题。
在教会里，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样的，但牧师确实应当更多地关注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特别是在灵性的成长上帮助他们。锡安教会里有你的朋友经济学者张大军，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王东成，他们都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都是很好的弟兄。我跟他们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家一起读经祷告。他们经常将他们的文章和人文社科方面的一些文章发给我看，我也从中了解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动态。传道人自身的素养要提高，无论在神学上，还是在其他知识领域，这样才能给予到教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以充足的灵粮。
有道德的教会、有爱的教会及有远景的教会
余杰：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在纵向上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相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在道德上都是最为沦落的，可以说沦落到了谷底。家庭的解体、婚姻的破碎所引发的社会整体性的危机，甚至比政治制度的滞后更为严峻。政治制度的变化迟早会来临，我想即便是共产党的统治者也不会自信到认为他们的统治会永远持续下去（当年东德的领袖昂纳克也只是宣称柏林墙将屹立一百年，可说完这句话之后仅仅几年时间，柏林墙就倒掉了）；但家庭的解体、婚姻的破碎以及背后人心的败坏，并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全面好转。我们看看台湾的情况就知道了，台湾民主化之后，社会基本价值重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昔日的人权斗士、“台湾之子”、反对党领袖陈水扁掌握政权之后立即蜕变为贪腐分子，整个家庭都参与到贪腐案件之中。可见，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只是一种较好地处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政治手段。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始终寄予过高的期望；而在我看来，即便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天，如果不能解决价值观的问题，仍然将是弊乱丛生。
我很重视教会在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伦理秩序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当下的主流文化，是一种摧毁稳定的家庭婚姻关系的扭曲败坏的文化，是一种否定所有道德伦理（包括中国传统的一些优秀的道德伦理）的虚无主义的文化。人们不相信婚姻是一种“约”，人们将道德看作是虚伪的代名词。今天流行的那些电视连续剧、电影和小说，全都遵循这种无是非、去道德的文化取向，给观众和读者带来全方位的负面影响。比如，二零零九年春节期间票房收入最成功的贺岁大片《非诚勿扰》，便堂而皇之地歌颂二奶的“爱情”，将此一“爱情”渲染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而大部分观众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因为大家的道德观都模糊了。这种去道德化反而被认为是“人性的解放”。那么，教会如何应对外面败坏的世界呢？
金明日：锡安教会有三大异象，一是“传讲神的话语”，二是“建立基督化家庭”，三是“推动福音西进”。我们很重视家庭婚姻问题。我们相信家庭不仅是社会和教会的基础，也是上帝要救赎，得荣耀的对象。耶稣当年在迦南的婚宴席上以水变葡萄酒来祝福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耶稣今天也在充满危机和挑战的现代家庭中施怜悯、赐恩典。我们愿意让基督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作王。出国之前，国内的情况似乎没有今天这么严重；在国外的时候，更不会有这种火山即将喷发的感受；而在回国牧会这三年，我才有了深切的感受。
西方当然也有家庭婚姻的破裂，也有高企的离婚率，也有婚外情，色情业泛滥以及艾滋病、同性恋、堕胎等等问题。但是，西方的情况是这样的，一部人确实完全堕落了，没有任何底线和道德标准；但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有善恶、是非判断的环境之中。西方有一套历史文化和信仰共同形成的防御系统，当负面的力量增加的时候，正面的力量也会相应地增加。
余杰：美国就是这样，美国有一个强大的清教徒传统，美国是一个相当道德化的国家，真正的美国不是我们从好莱坞电影上看到的那个充满色情、暴力和犯罪的国家。我记得演员姜文周游美国之后，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在美国怎么没有遇到一个坏人啊？原来美国的坏人都在美国电影里。”
金明日：是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一个强大的保护家庭的社会氛围和力量。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最小的结构，既是社会的根基，也是教会的根基。没有健康的家庭，便没有健康的教会，也没有健康的国家；没有健康的家庭，也没有健康的孩子——而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所以，对于教会来说，家庭婚姻的问题，比起政教关系问题、登记问题更加重要。后者不是所有教会的负担，只是一部分有特殊看见的教会的负担；而前者是所有教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与有关部门官员对话的时候，便告诉他们说，以前共青团、工会、妇联、民政部、文化部、卫生部等机构试图解决却始终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即家庭婚姻方面的工作、大量的社会关怀工作、慈善工作，现在都是由教会在做，而且效果非常之好。教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比如，在心理陪谈领域，我在一份调查表上看到，在目前中国心理医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教会承担了一半左右的工作量，从而节省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锡安教会很重视家庭婚姻问题的辅导。会友要在教会里举行婚礼，牧师出面证婚，必须经过五次婚姻布道的程序。我们每年举行两次新婚夫妇的培训，教导新婚夫妇如何在主里面相爱。只有先爱神，才能爱人如己。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家庭婚姻工作小组，主要负责那些婚姻失败、家庭破裂的会友。现在，中国基督徒中的离婚率也很高，有很多带着伤害来教会的信徒和慕道友。
我刚开始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还没有举行过证婚仪式。我第一次主持的是一个分居仪式。一对同在教会里的夫妻出现了问题，当时我建议他们暂时分居，看看下一步有没有复合的希望。但最终他们还是以离婚结束。社会上的诱惑太多，许多基督徒里面活不出丰盛甜美的生命来，便难以维系家庭和婚姻。经过我们的努力，也有很多成功的个案，比如与你们教会的情况一样，婚前同居问题的解决等等。另外，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也是单身的年轻人较多的教会。这就需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教导他们如何守节，如何选择终身伴侣，如何预备婚姻。这方面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余杰：基督徒生命的转变是全方位的，有些人声称自己有重生的经历，却在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仍然与外邦人一模一样。比如，可以举出最小的例子来：看到红灯的时候是否仍然与其他人一样抢着过马路？是否与其他人一样随地吐痰？在这些方面，基督徒能不能比非基督徒做得好呢？还有的基督徒在教会里是一种状态，到社会上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金明日：教会的牧者在教导上要跟上，不能只讲属灵的问题，不讲怎么样生活的问题，这样就容易造成信仰与生活的脱节。讲道的时候，我经常会涉及一些道德性的例子，比如三鹿毒奶粉事件，既是制度问题，更是道德问题。如果一个民族沦落到连自己的孩子都要加害的程度，它还有什么希望呢？
余杰：教会还要为中国社会寻求新的超越性的价值观。比如，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基督信仰是否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主义狂潮的“防火墙”？一九八九年以后，官方意识形态有一次重大的却是隐蔽的转型，那就是从马列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因为他们发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民众已经毫无吸引力了，而民族主义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乃是“流氓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从这几年来的若干事件中可以看出，官方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年轻一代中国人颇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左右，尽管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具有相当的虚伪性和功利主义色彩，但其危害仍然不可低估。
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的信仰，是最反对民族主义的超越性的价值，它理应成为民族主义的“解毒剂”。但在中国，它似乎尚未起到这样的作用。在基督教成功地促成了民主转型的韩国，基督信仰似乎也未能有力地克制民族主义情绪。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金明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第一，在抵抗民族主义方面，新教确实有欠缺之处。新教改革是以民族国家主义为同盟，路德巧妙地利用了那些急于获得独立地位的德国诸侯的力量来反抗罗马教廷。所以，新教未能形成抵制现代民族国家主义的教会论，在若干时期都为民族国家主义服务。即便是美国的教会也存在此问题，一些美国教会将美国梦与信仰结合起来，一旦走过头便可能导致危险的结果。
其次，在第三世界的语境下，民族国家主义成为一个具有感召力的、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比如，在中国，便有狭隘而狂妄的“中华帝国梦”，还有一种更危险的“大汉族主义”——这是一种“集团利己主义”，在这种思想框架下，少数民族天生就是被压制和剥夺的对象。许多中国人一说起爱国主义来，立即变了一个人，丧失了全部理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为了对抗民族主义，由于新教的兴起与民族国家形成之密切关系，我们还需要向中世纪需求资源，向天主教的传统寻求资源，在神学上重新进行阐释。耶稣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解毒剂。我是研究新约神学的，我这样说有神学上的依据，更有圣经的依据。过去对耶稣的传讲太苍白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去历史化的、宗教化的耶稣。其实，耶稣活生生地生活在具体的历史处境和民族处境之中，即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作为被殖民者的犹太社会。耶稣面对着犹太民族主义抬头的趋势，面对着奋锐党人的压力。但耶稣超越了犹太民族主义者、超越了奋锐党人。耶稣用他的言行和殉难，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有限性和上帝国度的优先性。
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守诫命的人，爱是第一位的，爱是律法中的律法；而爱的对象当中，上帝是第一位的，人必须先爱神，才能爱人。所以，人不能满足于爱自己、爱一个小集体、爱同一血缘和种族的人；耶稣用他的一生来向我们证明，要将爱拓展到所有人那里，甚至仇敌那里——仇敌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最后的那个环节。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为了应对这种特殊的处境，包括主日学课程、包括查经资料都需要重新撰写，都要由我们自己来撰写，别人帮不了我们。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我们才知道圣经真理在这里如何应用。不能简单地沿用西方已有的那些神学观念及各种课程。中国教会需要全方位建设自己的神学系统，要有我们的时代性和历史感。
余杰：如今，迅速发展的中国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NGO”组织。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教会内部建造的问题。中国城市教会尽管增长迅速，但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情形实在是不容乐观。“外患”为政府的逼迫、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世俗化的压力等等；而“内忧”则是教会内部的建设。
我认为，“内忧”甚于“外患”——“外患”是暂时的，而“内忧”则是长久的；即便在宗教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教会也存在种种严峻的“内忧”。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个传扬真理的教会，无论面对如何巨大的逼迫，它也不会瓦解。在教会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哪个教会是被世俗政权摧毁的。那些垮掉的教会，其垮掉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真理的持守——与其说他们是被外部的权力打垮的，还不如说是被自己打垮的。
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了，福音会获得爆炸性的传播。我并不这样看，如果教会不能在此之前完成内部的建造，不能解决“内忧”问题，说不定将来的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呢。台湾就是一个近在咫尺的例子：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成功已经二十年了，但台湾教会根本没有什么拓展，对社会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就基督徒的比例而言，还不如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大陆。反倒是佛教、妈祖之类的民间信仰和各种新兴宗教如鱼得水，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金明日：韩国也是如此。我是朝鲜族人，我对韩国教会的历史有所了解。在军政权的高压下，当韩国基督徒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五的时候，教会的影响力却最大。在光州事件当中，教会和基督徒拯救了很多民众，教会代表着社会良心和希望，神职人员深受民众的尊重。而民主化之后，韩国教会的人数增长迅速，财力可谓富可敌国，教会却单单为着自己的存在而考量，单单着眼于自身如何发展，并与政权之间维持过于密切之关系，甚至企图利用政府的力量传教（现任总统李明博是某教会的长老，曾经为教会中负责管理停车场），结果受到民众之怀疑和批判。
我也认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之后，教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伊斯兰的力量将兴起，不仅局限于西部地区，不仅局限于少数民族，伊斯兰的扩张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连西方国家都拙于应对。其次，传统文化及传统民间宗教信仰，如佛教、道教将会迅速拓展；以及由此产生各种“变种”，如法轮功等新兴宗教，也极具蛊惑力。第三，世俗主义的力量亦相当强大，长期的唯物论教育的惯性，再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潮，将融合成一个中国化的“怪胎”，阻碍福音的传播。所以，从教会角度来考虑，未来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要意识到“大使命”的紧迫性。
余杰：教会不仅要回应时代的呼声，还要有创造力和前瞻性。教会要有“先知”的职分，既要更早地发现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也要比世俗人群看得远、看得高。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中国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因素很稀薄。如何以基督信仰来拯救中国社会的危机，连许多本人还不是基督徒的学者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难道教会反倒对此袖手旁观吗？传福音离不开文化松土的工作，要让福音遍满全地，基督徒就应当创造出有生命力的文化来。
金明日：这一代人如何抓住机遇，明白并完成上帝的托付，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作出贡献？由于人的罪性，人人都想成为上帝，但基督教的奥秘就是，上帝成为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从此，人成为神圣的生命，人权、自由及人的尊严神圣不可剥夺。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奥秘，就能明白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奇妙计划。
教会要尽责任，要更多地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要有领导力培训，不要拿固有的条框来束缚人，要鼓励有领导力的牧师和基督徒开拓新的模式。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丰富多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运动、四九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看西方，百年来涌现出一大批有时代性的神学大师，如卡尔·巴特[4]、蒂利希[5]、布尔特曼[6]、莫尔特曼[7]等等，我们中国呢？我们能否出现有创造力的神学家？我相信，未来各个领域内最了不起的人物，都要从教会中走出来。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神学研究的经历，有深沉的灵性，心灵深处被上帝所光照，故而能够在教会内外作出美好的见证。
如今的流行文化基本上是没有生命力的，基督徒的文章却有生命力，有生命的文章和没有生命的文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最近看到我们的会友王东成教授的一篇采访稿，是他跟学生的对话，我非常感动，仿佛回到了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当他有了信仰之后，怀着基督徒的爱去爱学生，作为教授，就是跟别的教授不一样。
我们教会每年都很重视感恩节，都会准备很多活动来纪念感恩节，以此恢复和传达美国创国之初的清教徒精神。这一精神在美国本土已经越来越失落了，但在未来的中国它有可能大大地复兴起来。中国教会和基督徒要让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有谦卑、公义和爱的国家，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上帝帮助我们。
二零零九年三月初稿
二零零九年四月定稿
[1]丁子霖，193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独子蒋捷连在1989年6月3日夜晚被中共军队枪杀，年仅17岁。从此，开始寻找“六四”死难者家属和搜集“六四”遇害者资料。多年来，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惜遭受中共当局的打压和迫害而为历史作证。丁子霖先后获得纽约科学院的科学家人权奖、瑞士自由与人权基金会奖、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奖等，近几年来每年都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著有《生者与死者》、《寻访“六四”受难者》等。
[2]林昭（1932－1968），原名彭令昭，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苏州景海女中，并由美国传教士施洗成为基督徒。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劳动教养三年。后与张春元、顾雁等人筹办油印刊物《星火》，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1960年，在苏州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父亲服药自杀。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改判为死刑，随即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决，年仅 35岁。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林昭在狱中一度与基督徒俞以勒同室，二人成为好友。林昭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狱中以血书完成《基督还在世上》等作品。
[3]朋霍费尔（Bonhoeffer Dietrich，1906～1945），港台译作“潘霍华”，德国基督教神学家。青年时在杜宾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神学，后在柏林大学任教。积极从事普世主义和德国教会的反纳粹活动。1943年被捕，在狱中度过18个月，最后遭杀害。他的生死言行，宛如基督教的殉道史，被视为“现代的使徒行传”。著有《基督教伦理学》、《追随基督》、《团契生活》以及由狱中日记书信汇集而成的《狱中书简》等。
[4]卡尔·巴特 （Karl Barth，1886－1968），瑞士籍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生于改革宗牧师家庭，曾任乡村牧师和大学教授。1934年，参与起草《巴门宣言》，与139名牧师联名反对纳粹建立的“德国基督教”。巴特甚至将宣言直接寄给希特勒本人。1935年被波恩大学解职，此后回到瑞士生活。战后，撰写了《司徒加特宣言》和《达木斯特声明》，指出德国人和德国教会在纵容纳粹和发起二战等事上有无可逃避的责任。主要著作有：《罗马书注释》、《教会教义学》、《上帝的人性》等。
[5]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又译田力克，德国神学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反对纳粹而移居美国，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其神学思想受存在主义影响甚大，著有《系统神学》、《文化神学》和《信仰的动力》等。
[6]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德国神学家、《新约》学家，被誉为“《新约》非神话”的倡导者。著有《新约与神话学》、《共观福音传统的历史》等。
[7]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德国神学家。1926年生于汉堡。18岁被征召入纳粹军队，19岁被俘，在战俘营中思考人生的意义。战后，在哥廷根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乡村教会牧师、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他对人类普遍的苦难、受压迫者的处境、环保问题、女性处境等议题等都有贡献。著有《被钉于十字架的上帝》、《创造中的上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