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8日，成立已有七年、在12個省市建立了22個分館的民間教育公益組織立人鄉村圖書館理事會宣布，即日起停止運營，不再接受社會捐贈。
在題為「我們願意承受不公，因為正義不會遲到」的公開信中，理事會表示，隨着立人圖書館的不斷發展壯大，從2011年起，立人遭遇了巨大的壓力。三年間，先後有10個分館被迫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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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4年，打壓行動似乎進一步升級。公開信寫道：6月，剛剛啟動一個多月還沒有正式開館的位於重慶合川的盧作孚圖書館被要求關閉。此後不久，立人最重要的信息平台和招募通道豆瓣小站、最重要的籌款渠道淘寶店先後被關。9月初，立人圖書館全部分館，同一時段，被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等多個部門，連續上門「檢查」，在沒有「檢查」出任何問題，給出正式結論的情況下，當地合作方陸續迫於壓力要求解除與立人已經存在較長時間的合作關係。
立人鄉村圖書館發起人李英強9月20日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停止運營的決定是理事會集體做出的。當局的行為「既不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中」。不在意料之中，是「沒有想到會是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又在意料之中，則是事發後回頭去看，當局是「完全做得出來的」。李英強說，所幸到目前為止僅僅是關閉分館，還沒有涉及到人身安全。至於當局不斷打壓的原因，李英強表示，當局從來沒有明確地和他們溝通和交流過，他也不明所以。
《環球時報》英文版在9月23日的一篇報道中援引河南一位劉姓官員的話說，立人在河南的分館張國棟圖書館被關閉的原因是，沒有在本地註冊。而李英強在回應《環球時報》的採訪中說，立人的分館是當地的一個代表處，項目點，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所以並不需要去註冊。而按照中國的法律，非營利組織（民辦非企業）不能在異地設立分支機構。李英強強調說，分館不是一個機構，只是一個項目點。
成立於2007年9月，總部設在成都的立人鄉村圖書館，以「讓鄉村青少年成長為健康、正常的現代公民」作為目的，從建圖書館，以圖書為載體，作為鄉村教育的切入點。
立人的每一個圖書館都有當地合作夥伴，每開一個新館，都會派駐一名工作人員住在當地，主持日常事務並組織各種活動。立人的運營及購書經費均來自社會捐贈。這些圖書館向當地和外來讀者免費開放，書目的選擇由立人來確定。
正是立人的這個書目——包括很多文學、歷史、宗教與哲學類書籍，以及「以人為核心，用生命影響生命」，「教育立人而不是書本扶貧」等理念而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及公知圈中聞名，並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志願者和社會捐贈者。立人的發起人李英強也因此被視為公知的一部分。
1979年出生於湖北蘄春縣青石鎮的李英強，本是經濟學出身，他在2004年考入北京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曾任《新青年·權衡》雜誌編輯部主任、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理事等。2007年，一個想法讓李英強決定辭去研究工作，投身鄉村教育事業，和余世存等幾個志同道合的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朋友，共同發起了立人鄉村圖書館的鄉村教育行動。
在2012年鳳凰衛視的一次採訪中，李英強曾這樣解釋創辦立人圖書館項目的初衷，他說因為自己是農村長大的一個孩子，當自己通過上學和閱讀，開始獲得個人的自由之後，再返回去看就發現，在今天的鄉村，其實閱讀資源的匱乏，精神文化資源的匱乏，恐怕沒有比他小的時候，20年前變的更好。反倒由於各種方面的原因，可能有的時候反而有點惡化了。
今年1月7日，《南都周刊》在北京崑崙飯店舉辦了2013年度中國溫度榜年度頒獎典禮，在評選出的社會進步、公益慈善、環境保護、健康安全、科技生活五個領域的八名年度人物中，李英強榜上有名。頒獎結束後，我們曾進行過一個多小時的對話，談及他對教育和鄉建的理念，也談及當局對立人的關注。那時，我並不知道他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內心正在繼續立人的事業和徹底離開從事傳教之間掙扎。當時他正在籌辦立人師範學堂，3月份就要開始招生。8月底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聽聞他從明年開始將離開立人成為一名全職傳道人，多少有些驚訝。不料，一個多月後，就發生了閉館事件。
我和李英強又進行了近一個小時的對話，通過電話。這次我們談及當局的行動，也談及他的信仰以及他將從事的新的傳道事業。本文由兩次對話合成，經過刪減編輯，並經李英強本人確認。
紐約時報中文網：公開信里提到9月份的時候打壓變得密集，據你們所知，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
答：我還真不知道有什麼特殊的原因，但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確實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從今年5月開始——籌備是從今年年初開始——派人到重慶去籌辦一個新的圖書館叫盧作孚圖書館，很怪異的，還沒開館就被封殺了。因為這個館完全是本地化的，重慶的一幫人想做一個立人式的圖書館，他們成立了一個理事會，找了一筆錢，我們完全是合作關係，我們就是派了一個人去幫他，做前期啟動的工作。但很快，原本計劃是6月6日開館儀式，但6月初就說不能做了。
這個過程裡面，從重慶的一些朋友收集得來的信息，這個事情上面非常地重視，據說是重慶市的一個高層都有介入和批示。我覺得很奇怪，很詫異，怎麼會搞成這樣。說國保國安都有介入。
但當時我可能有點僥倖心理，沒有想太多。因為之前在重慶我們是有一個館的，去年被關掉了。當時我想的是可能重慶這個地方向來比較偏左，被他們惦記上了，這次可能他們以為是同一波人，捲土重來，沒多想就直接封殺了。現在看來，那個事情還是蠻強烈的一個信號。應該說這個壓力的源頭是蠻高層的，不是簡單的縣區，甚至省里的某一些人在策動這個事情。但具體怎麼回事我們確實不知道，因為他們也沒有跟我們打過任何正面的交道。
紐約時報中文網：他們關閉的時候也沒有跟當地的合作夥伴解釋嗎？
答：他們跟我們當地的合作夥伴怎麼說的，其實我們是不太知道的。但透露出來的一些信息是這樣的：是一個命令，死命令，必須這麼做，也沒有解釋的餘地。其實我們跟當地的合作夥伴大部分都蠻不錯的，而且也合作好多年，大家彼此都挺了解的，我們在做什麼他們也都很清楚，但這次命令來了，當地收到的說法是什麼我們不太清楚。我們知道的是合作夥伴受到的壓力是他們沒有辦法承受的。
從現象來分析的話，9月初也就10天左右，這麼多館同時很快被關掉了，這個動員能力還是很強的。雖然不知道是誰在做這個事情，但看來他們是做了很充分的準備，下了很大的決心。我是覺得有點意外，說實在的，我覺得我們不值得那麼被重視。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們停止運營的決定是在多長時間內做出的？
答：停止運營的決定是理事會上做出的。理事會有13人， 按照理事會章程，必須二分之一到會才能形成有效決議。我們這次有七位理事，剛好二分之一以上。理事會是9月18號下午兩點開始，到五點結束。當時我從成都專門飛到北京開這個會。
理事會之前我們當然也會跟幾個參與較多的理事有溝通。大家對這個形勢怎麼看，我們怎麼應對，有三種選擇：一是維權，討說法，繼續干，二是收縮、低調，隱忍，等待時機，三是就不幹了。我們公開信里也分析了為什麼不幹了。理事會之前也有一些疑惑，有些人說能不能再往前走一走，但我們經過討論認為，確實沒有空間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會走得很醜陋，委曲求全，被人打得鼻青臉腫還不知道是被誰打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當時你自己是傾向哪個選擇？
答：開會之前我已經傾向於解散這個選擇。
紐約時報中文網：怎麼考慮的？就是剛才說的那些？
答：對。當然我也有一些私人的理由。我馬上要成為一名全職的傳道人。我本來已經做了這個選擇了，立人如果不出這件事的話，我就會很順利地淡出了。出了這個事，我想我也不適宜再重返戰場，還去打一仗，這一仗也沒什麼可打的。反正不是我想打的仗。衝勁也沒有了，環境也有很大的變化。我自己本來也已經轉向了。這是我私人的原因。我是確實沒想到立人會遇到這樣的事情，還得回來。
紐約時報中文網：當局對立人的態度跟你這個信仰有沒有關係？
答：我不知道，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據。我已經公開地宣布，我已經離開立人了，如果他們的情報系統有效的話，他們應該知道我說的話是真的。所以如果是宗教的原因，他應該早年來找我的麻煩，現在我快不幹了，找我幹嘛？如果你擔心的是那個原因的話，就不用擔心了嘛。如果是因為我的原因，無論是宗教的原因還是其他，隨着我的離去，這個機構就會慢慢「正常化」、「主流化」。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那麼著急，非得給我這一課。我都走了。我確實搞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在這個節點上。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是哪一年開始信教的？
答：08年。
紐約時報中文網：什麼機緣促使你信教？
答：這個問題，從人的角度其實是無法回答的。也就是說，若非上帝的意旨和揀選，我根本無法相信祂。
從「事實」的層面看，我大約在99年或2000年的時候，就被朋友帶到家庭教會聚會，那時我根本無法相信，只覺得這是一群好人。我跟他們相處很好，彼此尊重。
後來，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信主，我們就開始讀一點聖經。但還是無法相信。
再後來，2007年秋天，我們離開北京，到鄉村生活，在上帝所造的自然中，看到山花爛漫，河水悠然，心有所感，開始願意相信，但是僅僅是理性上想通，還有許多障礙。
到2008年8月的一天，我忽然讀到《弟兄相愛撼山河——威伯福士和克拉朋聯盟》，從威伯福士的一生，看到上帝是又真又活，是有恩典有慈愛的那一位，所以決志信主。非常感恩的是，在那前後，我妻子也被聖靈所感，所以我們一起決志信主。2010年1月3日，我們又一起受洗歸主。
紐約時報中文網：做出解散立人這個決定對你來說困難嗎？你當時內心感受如何？
答：我個人做出這個決定並不是特別困難。因為我是之前想的比較清楚了，想過好多遍了。對我個人而言，離開立人本來就是我的選擇。我本來就沒打算再在公共領域，在公益圈，或公知圈，各個圈裡再「混」了。甚至可以這麼說，我非常感謝理事會做出這個決定，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假設理事會不是做出這個決定，而是說繼續干，那我也只能繼續幹了。在這個時候，我不能跑掉。理事會做出這個決定對我個人是一個很大的包容。
紐約時報中文網：我們1月份見面的時候，你還沒有做出現在的這個規劃吧？
答：1月份我已經不做總幹事了，那個時間確實沒有做出清晰的規劃，什麼時間離開立人，只知道會結束。我當時確實會有點搖擺，因為立人在某個層面上確實很需要我為它做些什麼。但後來，在5、6月份的時候，6月初，我做了個決定，我發了個微博，說我下定決心，要在年底前把在立人的工作結束掉。從明年開始新的生活。
紐約時報中文網：有什麼特殊原因嗎？跟重慶那事沒有關係吧？
答：沒有關係。我做那個決定的時候，重慶那個事的結果還沒完全出來。聖經上有句話說的很好，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人是不配進天國的，你不能一邊做着這個事，一邊想着別的事。吃着碗里看着鍋里這是不靠譜的。
我不是忽然之間做這樣的決定，我之前已經在教會服侍了。我從2012年11月起開始在華西聖約神學院裡面學神學了，已經接近兩年了。我這樣兩邊搖擺，左右拉扯的時間比較長了，確實比較疲憊。兩頭都弄不好，兩邊都辜負期望。在立人這邊大家對我還是有期望的，但我也沒情緒去做，因為一個人只有兩隻手嘛。我以前基本上睜開眼就是立人，睡覺躺在床上想着的還是立人。現在不可能這樣做了。教會那邊，神學院的學習我在同學裡面是學習狀況最差的一個。學了很多課，又沒時間看書，沒時間做作業，很多課都白修了，沒有學分。我本來應該三年畢業的，但現在我可能五年也畢不了業，這是很糟糕的。
後來我不搖擺了，當然我也獲得了理事會裡比較早跟我一起創業的幾位理事的支持。他們說，長痛不如短痛，如果要走，不如走得乾淨點。所以我特別感謝理事會，對我特別寬容，特別支持。
紐約時報中文網：我們上次談過你對教育的看法，現在你準備從事傳教的道路。你對自己有一個重新的定位嗎？你覺得你之前的道路已經達到你想達到的高峰了嗎？你開啟一個新的方向，在教育這個領域，你會繼續嗎？還是你會用一個新的方式來做教育？
答：其實你這個問題回答起來蠻難的。但是我已經有答案了。但這個答案可能會有點讓人傷心，其實我以前不太想講。這些年來我做教育，做的時間長了以後，做來做去，我發現非基督教教育——以前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時候，沒有真正經歷到恩典的時候，我當然覺得立人教育蠻好的，在我們的視野里，甚至在整個世界範圍內，都是不差的，能順應潮流，也能回應中國的問題；但隨着我越深地去經歷信仰，我說的白一點，一個人讀的書再多，一個人再能幹，再有學問，再有獨立思考，一點都不妨礙他走向地獄。馬丁路德有句話——不是原話——說，智慧和道德，若不在基督里，就是雙倍的愚蠢。
我這句話說出來是很冒犯人的，很多以前的朋友可能會說，英強這個人被基督教洗腦了，瘋掉了，惡毒地攻擊我們。不是的。這個話對我有很大的啟蒙，我到底在做什麼，我提倡的那些東西真能幫助人嗎？如果是的話，我們看看那些讀了書出來的人，包括我們自己，發現讀書沒有幫助我們，甚至思考也沒有幫助我們——不是說一點幫助也沒有，是說沒有幫助我們面對我們最終要面對的問題。有人總結成三個問題：人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人是誰或者我們是誰？這些問題都沒辦法問答。所有的哲學，得到的都是階段性的，得到的都是揣摩，一家之言。沒有人能肯定地說我知道答案是什麼。可是在信仰里是有的，我知道了，就不能裝做不知道，那就太假了。但我又不能以這個東西強加給別人。
曾經我在知乎上有一篇發言，我還是很誠懇地說明了我為什麼不想在立人繼續做下去的原因，因為我認為，之前很謹慎地希望立人圖書館不要越出自己的教育「邊界」，不要涉及政治，不要涉及宗教，那個對立人的發展可能是有益的，因為中國的環境很糟糕，無法容忍你去接觸這些邊界。但對我來說，這個不能談福音的人文教育到底有多大價值？我得說明，這是對我自己而言。我已經發現，這個事情是不太靠譜的。所以我對教育的理解有越來越多的更新和變化。
其實未來我還會做教育，但為了避免現在就受到關注，受到壓力，我不想講的太細。我不會離開教育這個行業，甚至你可以這麼理解，傳福音是最大的一種教育。教會是兩千年來最成功的教育系統，因為教育最終是要改變人的生命。所有改變人生命的教育系統里，基督教教會是最有生命力的，很強大。我未來所走的道路依然還在教育裡面，前面做的工作對我來說不是白做的。在立人做教育這段經歷讓我比較深地看我自己，自己的生命。讓我理解何為教育，何為人。
回到你的問題，後面有什麼打算。我還會做教育，但我對教育的理解，我對教育的內涵和外延會有很大的拓展。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剛才說到不想再在公益圈、公知圈裡「混」了，你有沒有曾經享受過做立人給你帶來的知名度？信教後，你的心路歷程發生了哪些變化？
答：其實變化不大。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不是我該得的，我以前跟朋友有分享說，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這不是我自謙，而是在這個沉悶壓抑的時代，正常的人太少了，有趣的人太少了。我的一個老師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正常人就是最偉大的理想。我覺得這說得非常好。我就是他筆下想做正常人的人。就是你有自己的是非標準，知行合一，這本來是正常的情況。外在的名聲和讚譽，對我影響不大。
我早就決定，要把立人放下來，把自己完全交給上帝，但一直不知道時間是什麼時候，老覺得立人挺需要我的，我被立人拖了後腿，老有這種感覺。我走掉的話，對那些員工和志願者不太好。後來我發現這個想法裡面，有很多是把自己看得太多了，看得太高了。其實沒那麼重要。你不在了大家還可以繼續做。
這個過程對我並不艱難，當然這也跟我在教會的這幾年生活很有關係。我的牧師王怡（原為法學學者，曾創辦「憲政論衡」網站，致力於關注憲政理論和中國憲政轉型。現為家庭教會成都秋雨之福教會長老——編注），他之前在世俗社會裡取得的成就是比我大的多的，但他今天在一個小小的教會裡面做一個每天忙得焦頭爛額的牧師，跟一幫莫名其妙的信徒磨來磨去，我在這個教會裡有兩年的時候，很近距離地跟他接觸，很多的交往，也成為很好的朋友，他對我有很多的幫助。慢慢地，我真的認識到在教會服侍是一件很甜美的事，雖然你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但就是那個什麼都不知道是很美的。一個人可以什麼都不知道，但是有信心，完全地去信奉上帝，跟隨他，看他如何塑造我，磨練我。對不信的人，這是很可怕的，覺得你瘋了，但對有信仰的人，這是很美好的事情。
紐約時報中文網：也有不少其他人在做鄉建，或捐書做圖書館，但都沒有立人的影響力大，從你個人角度來看，立人的特殊之處在哪？
答：因為理念，或者說因為人。立人起初發起的一小群人，和後來加入的一小群人，甚至包括成為立人之友的一群人，長期資助立人的那些人，是很特別的一群人，氣質是很容易辨識出來的。舉個例子，在還沒有做圖書館之前，我們就有了一個核心書目，當然這個核心書目當時也被一些圍觀的人所詬病，說是太有偏向性，但那恰恰是立人很有吸引力的一個機構的表現。從這個小點上，就把這個機構和別的區別開來。我很早就講，立人是一個理念驅動性的，是一個價值觀作為前驅的一個機構，它不是以事情作為驅動。這群人是因為一個把他點燃的，把他激動的想法出來做事的。不是這個事情本身有多麼好。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能不能概括一下你這個價值觀？你自己如何定義？
答：其實沒辦法很好地簡單定義，必須用模糊定義法，簡單定義就很粗暴，會丟掉很多美的東西。我寫過很多篇文章，試圖來定義它，都沒完全把它定義出來。2011年年底的時候我寫過一篇《立人是什麼》的文章，寫了5000字都沒說清楚，我說了很多的層面。如果一定要我給出一個簡單定義的話，我覺得是立人對人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我們對人的理解會有一些維度，我們把人不看作是工具，我們把人看作是目的；我們把人看作不是需要後天創造努力才能獲得尊嚴和價值，而是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可剝奪和不可轉移的尊嚴和價值。在我們的理解里，人是特別的，人不是集體的一分子，不是文化被動的傳承者，人是特別的。
但到底怎麼特別呢？我是在信主信了幾年以後才理解，人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是上帝造的，他有上帝的形象在裡面。但是這個回答不是立人的。立人沒到這步。立人到前面那個模糊的地方就停住了。如果我能把立人往前帶走到這一步的話，要把立人變成一個福音機構。我的那些朋友們跟我不一樣，我不想連累他們。我自己當然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我以前老說不清楚，我花了很大力氣老想講清楚立人的那個人到底是什麼，但講來講去，人的尊貴，人的價值，講了很多，始終沒講清楚，我後來明白了，因為人是上帝造的。
其實我們不是特別有愛心，我們是特別忠於自己的理念。我們不是單純地給予，只是希望有這麼一個管道，讓別人來認同這個理念，也從這個理念得到行動的力量。所以我經常勉勵我的同事，這個圖書館一定要真正看清楚它的作用在哪裡，並不是在那些書，核心在那個管圖書館的人。你做得不好，再好的書（這個圖書館）也做不好。立人早年間我說過一句話，很多人為之感動過，我說教育是「以生命影響生命，以愛激發愛，以自由培育自由」。我常常跟我的同事講，其實立人的理念是超前於這個時代蠻多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能說說你的核心書目嗎？
答：核心書目，一兩千本的規模，09年之後沒有再更新。立人核心書目的特點，就是它的在場性和及物性很強。這是兩個哲學意義上的用詞，什麼意思？打一個比方，假設吃飯是為了解餓，讀書是為了治病，是治一種愚昧的病，這種病要對症下藥。立人的書目蠻有針對性，針對的是中國人今天普遍得的一種精神上的病患：有頭無腦，有腦無心，有心無魂。這樣一種病當然跟我們對歷史、哲學、藝術、宗教、文學、戲劇，等等的認識有關係。立人書目針對這個地方的人歷史的虛無，哲學的無知，宗教藝術上的極度的匱乏，特別做了基本書目的推薦。立人書目還特別標舉了一些用漢語思考寫作的人（如胡適和魯迅），兩層意思，這些作者是值得重視的，他的思想、著作值得重視，二是，即使在中國這個文化、制度環境下，也有那樣一群人那樣地思考和生活過。很多人看過那個書目，就知道立人在做什麼。
附今年1月份的對話
紐約時報中文網：從你開始做圖書館到現在，你覺得你是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呢，還是和最初的設想有很多的不同？
答：我覺得應該這樣去說：我們確實在一個成長的過程中，但是這個成長，坦率講，是非常緩慢的。從我個人的角度，我的成長還是比較快的，但是這個事業本身的成長其實是很緩慢的。很緩慢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想分幾個層面來講吧。首先，可能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我個人的原因，無論是從公益的角度還是管理的角度，我都是業餘的。在點子方面我是不缺的，有很多很好的創意，但執行不是我的強項。但是現在問題是沒有人做，我就只好自己出了個點子自己去做了。
另外一個就是整個的制度環境，大環境給我們的空間太小。我之所以來參加這種活動（指《南都周刊》的頒獎活動）——我不是很喜歡參加這種活動，住在這種很豪華的賓館裡面，感覺有點怪怪的——我來參加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實我們已經在傳統媒體裡面被封殺了。實際上立人大概在2012年的4月份之後就被宣傳部門封殺掉了。中央媒體和省級媒體基本上都收到一個禁令就是不許再報道。就是我的這個立人大學這麼有意思的東西，都沒有人去報道。
紐約時報中文網：他擔憂的是什麼？
答：我不知道，沒有任何人和我溝通過。沒有任何人來跟我進行任何信息的交換。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自己覺得可能會是什麼原因呢？
答：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如果說讓我自己推測的話，可能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個，立人從一開始就是一群帶有一定異議色彩的知識分子發起的。這些人士，對於政府來說，是比較邊緣的，甚至是有點異議人士色彩的。我本人不是，但是我和他們都走得比較近，我朋友都是。對於這個政府，我不知道它的邏輯是什麼，但是你可以感覺到，對於一些新的東西，它實際上非常保守，不願意接受。因為它看不懂，它不知道你要幹什麼。它老（是）以為你是要破壞，要顛覆。但我們實際上都是做一些建設性的事情，但是它不相信你。這點上我們又沒有好的溝通背景，我們沒有官方管道。所以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們儘可能地透明。我把自己當成一個透明人，我把我們那個機構做成一個完全，儘可能的——當然，透明是需要成本的，就是你透明到什麼程度，一定是有相應的成本支出。但我，在我們目前成本支出的範圍內，儘可能做到透明。就是說，你不用來，去秘密調查，你看我的網站你就知道我在做什麼。然後，我所有的東西都是公開的。回到我前面的這個問題，就是說，這個環境的約束是很大的。
另外一個，就是中國的整個公益社會的發育是非常不成熟的。人們對公益，對民間，對第三部門，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包括對一些核心概念，對自由，民主，憲政等等這些東西，其實是沒有共識的。這些共識是很淺的，很容易破裂掉。在這樣一個轉型期的社會裡面，你做這個立人，其實是一個價值觀非常鮮明的機構。所以我們這麼走來是比較難的。難的意思是說，其實真正支持我們的是很小眾的。雖然很多人會給我們掌聲說，你們做的不錯，但很多人會看不懂。你做這個鄉村圖書館，但你一直強調你在做教育。你明明可以覆蓋到很多人，幫助到很多小孩，但你這些年來只做了十幾個館。然後還有館子經常被關掉了，政府老是關你的館子，什麼意思啊？怎麼回事呢？看不懂。
但是，他沒有看到的是，立人這種機構，它對民間社會，對整個教育的探索與革命。就是說，它是一個翻轉的東西，是一個顛覆性的東西。教育現在已經很落後了，它不只是應試教育落後，傳統教育也已經大大地落後了。
現在我們經常把教育的問題歸結為資源的問題，其實不是的。首先是個觀念問題。首先是你這個教育觀念，教育哲學就錯了。你在根子上對人的理解就錯了，對教育的理解就錯了。我很坦率地講，像我們這種機構，你想獲得深度認同是非常難的。因為我們走的那個路是很窄的一條路。我們希望，即使我在鄉村，我們做的也是一個真正的，基於閱讀的，自主教育和開放項目。這個東西，說起來好像很容易理解，但是它和現有的教育制度實際上是有張力的。你要在現有的教育環境中，把它做出來，是非常不容易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所以相比於鄉村這個概念，你關注更多的是教育這個概念，你的想法其實是普世性的？
答：對。其實透過教育這個概念，我關注的其實是人。像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兼鄉村建設中心主任，三農問題專家——編注）老師，我很喜歡他，他是非常踏實，非常好的一個人。但是我對他的做事方式，其實不是特別認同，因為我覺得（他）對人的理解有問題。比如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他們對鄉村的問題裡面，說要保障土地的承包權，不要讓農民賣地。就這一個政策，我覺得他們是很糊塗的。這是對產權的基本概念不理解，把農民當做傻瓜，說地給你了，你就賣了，然後你就成了流民。這裡面更多的是一種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的思維。其實你把他當做一個人的話，你就會發現，這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而產權是很基礎，很底部的東西，這是他做自我選擇的時候一個最堅實的出發點。如果沒有產權的依託的話，你給他自由，你給他各種東西，都是非常不靠譜的。這種扶貧的制度是我非常不贊同的，因為事實上從某些意義上講，人是不需要扶貧的。除非那種在極端困難中的人，他快餓死了，你給他吃的，這是慈善。如果涉及到整個社會制度轉型的層面，這麼去看人的話，把人看的太低了。把人看低了以後的所謂教育，在某些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教化，就是我把你們從一種差的狀態帶到一種好的狀態。但是我說，你放開，讓他們自己發展，他們本身就可以是一個很好的狀態。他沒有那麼可憐。關鍵問題是你把它（權利）剝奪了，捆住了，然後你說，我要喂你一些東西，否則你就餓死了，這是很奇怪的一個想法。
這當然和我的經濟學背景可能有關係。說實話，我們今天來看鄉村問題，我說有一個核心問題——大概從做立人開始的時候，我就和朋友們有個交流——農村的核心問題其實就是土地問題。土地制度不變，農村是不會變的。它就是一個附庸的地位。它的資源，它的勞動力，它的土地，它的各種原材料，就像我以前用過一個說法，它就像是城市的殖民地一樣，源源不斷地輸送這些，返回去的是那些廉價的工業品，廉價的商品，很多時候就是質量低劣的東西，就這樣返回去，有沒有點像近代的這種殖民地和被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呢？
但是土地制度不是我們從這種教育層面可以去改變的。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你在這個制度下去給農民賦權，我說實話，是一個偽概念。因為，把他最大的權利剝奪了以後，你給他生存的權利或所謂的發展層面的一些幫助，或者是契機，是不夠的。
立人最早的時候，我們是做公民教育的，打着公民教育的招牌。但我發現我們不能做任何公民教育，在我還沒有做任何公民教育的時候，政府就已經很煩我了。然後，我們下面的，基層的，一些可能的支持者們，他看也看不懂，他不知道你要幹嘛。他覺得你可能是要造反，是要反政府什麼的，莫名其妙的各種。所以公民這個詞其實已經被妖魔化了，我們就迅速地把它改掉了，09年的時候就改掉這個詞了。
紐約時報中文網：為什麼從鄉村圖書館這個點切入？是因為更容易些？
答：你說的對。我之前是做媒體的，做完媒體之後做了一個民間智庫，就是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我為什麼不在北京做個學者，跑來做這個事情？你不覺得我跳躍得有點奇怪嗎？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但實際上是有我背後的一個理解在裡面的。我的邏輯是這樣的，我看到推動這個制度的變革本身其實有很多人可以做，但是，真正去為這個制度變革以後或者過程中民情的改變，為這個社會基本土壤的變化做事的人，我看到極少。而且，往往是左派比較關心這個。左派比較喜歡去搞農村的事情，比較喜歡去動員工人。
所以我當時去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很多人就覺得很奇怪，說你不是學經濟學的嗎，你不是自由主義者么，你怎麼會跑到鄉村去做這事兒？這是左派們才會去做的事情。我說，這是我們的自由主義的一個希望。你覺得你去寫幾篇文章，去辦個雜誌，就改變世界了，其實不是這樣的。至少那是不夠的，我不是說這個工作沒有價值，但如果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這裡，通過說話來改變世界，我覺得是不夠的。
我覺得真正要有一些人去做點什麼。那我的切入點是教育，在教育里的切入點呢，是圖書館。為什麼是圖書館？你說的很對，就是方便，好理解。如果說我去選擇其他任何一種進入方式，比如，如果我去支教的話——其實中國的問題不是缺好老師，中國的問題是一有好老師，他就把你同化掉。你不願意被同化的話，他就把你排斥掉。你以為說我們派一些好的老師去鄉村，去一些落後的地方，就能改變教育，那你太不了解中國了。中國的這個制度，它是一環套一環，有一個嚴密的體系，不是你看到的那麼簡單。
立人很小，但是它很獨立。我所影響的人是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去影響的，但是，我又不希望成為別人眼中那種奇怪的，邊緣的不能理解的人。所以我以圖書館的方式存在，圖書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是自由開放的，它本來核心的價值就是開放。你在這種物理平台上，去做一種對青少年成長有影響的東西。最基本的是書，是閱讀。學會閱讀之後，這個人的成長你擋不住的。這個人自己學會看書了，你對他精心設防的東西，你發現他自己都突破了。
但是他怎麼會喜歡讀書呢？他一定是在他早年的生活裡面從閱讀中得到極大的樂趣，但這個樂趣是現在的教育視為大敵要提防，要消滅的。那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從根基開始，去培養它，發現它，保護它，激發它，去告訴他說這個道路是對的，沒有什麼比你自己開始喜歡閱讀，開始自己去閱讀東西更重要的了。你的成績再好，你考上再好的大學，那都是沒有用的，因為你沒有學會學習，把你從大學裡丟出來之後，你就兩眼茫然，不知道幹嘛去了。你就只能根據社會安排給你的這個角色，事實上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誰，你在這個歷史長河裡在什麼位置，你要幹嘛，你的未來是怎麼樣，你什麼都不知道。社會給了你一個東西，你都沒開始自己的思考。沒有閱讀怎麼會有思考呢？有的時候，這些東西，不是從後面去想清楚的，是我去做這樣一個事情，就是我想去這樣做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在做這個事業的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和困難是什麼？
答：我遇到的困難，就是人遇到的困難。我妻子曾經批評過我，她說，你有一個很錯誤的理解，你以為人都跟你一樣，其實不是的。我最大的困難，就是缺一批懂中國，懂教育，懂鄉村的人來做這個立人教育。太難了。這些年來在立人工作一年以上的有七八十個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能夠工作三年以上的人，是非常少的。
紐約時報中文網：你覺得圖書館的效果如何呢？
答：效果是不錯的。我看閱讀的數量和質量。就是說我大概能算出一個月來這邊看書的人大概在四萬人次左右。我們所有分館的書是經過篩選的。你知道，書和書是不一樣的。如果你隨便看一個垃圾書呢，別說四萬次，看四百萬次也沒用。但是，如果看的都是經過挑選的，比較好的書，別說四萬次了，四百次都是很可觀的呢，因為這原本是不存在的。當然如果你說僅僅是這些夠嗎，我會說當然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