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为什么美国应该保障宗教自由
威廉·英博登（William Inboden）
在上世纪末，如果一个人想预测在未来的十年里美国会遇到的棘手安全问题是什么，那么可以从国务院办公室里的一位小人物所作的一次无人问津的国会证词开始了解。1999年10月6日，美国首位国际宗教自由巡回大使Bobert Seiple，在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活动中，对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开幕辞。Seiple言词温和地预测了下一个十年里美国将会遭遇到的冲突和安全威胁。从事后之明看，他认为宗教自由原因导致严重暴力的机制，与美国已经发动的战争或即将介入的战争，或者宗教自由是首要关注的国家安全，完全地吻合。
在Seiple的证词中，他指出缅甸、中国、伊朗、伊拉克和苏丹认可对宗教自由的严重侵犯，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他还指出，“部长大人应该密切注意位于阿富汗的、不是政府的塔利班，以及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塞尔维亚，它们是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暴力势力。”Seiple也指出沙特阿拉伯和北朝鲜是另外两个有可能的严重暴力个国家。在当时，国务院事实上并不认为这两个国家会是威胁——北朝鲜在2001年被加入威胁名单，沙特阿拉伯在2004年被加入威胁名单。
除了缅甸是个例外，即使不是军事行动的直接目标，Seiple指出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近来与缅甸的外交开放表明了这一例外的规则：缅甸早期的改革包括宗教自由，实施更平和的措施，并疏远北朝鲜和中国。）Seiple当时的证词，距离美国作出加入北约在科索沃塞尔维亚的战争、并因此在科索沃和波斯尼亚驻军几年的决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此前，美国还对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攻击。证词两年后由阿富汗基地组织策划的、19个恐怖分子中有15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9·11袭击事件发生。几个月内，一个美国主导的军队组建以打击塔利班组织。2001年也发生了在海南岛捕获EP-3侦察机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这挑战了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的地区利益，引起对未来十年中国确定的军事扩张的担忧。2002年，朝鲜启动了它的核武器项目，同时伊朗的铀浓缩计划变得众所周知，这增加了对伊朗一直支持恐怖主义的担忧。2003年，美国入侵了伊拉克。
宗教迫害和国家安全威胁的关系不只是冷战后期的21世纪特有的现象，在上个世纪这个相互关系也是存在的。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过去70年的战斗也是对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敌人的战斗。这些敌人包括纳粹德国、北朝鲜、北越南和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这种特征也符合其它类型的冲突。与前苏联共产主义对峙的冷战，它的特征就是对系统性的宗教迫害的反对。大量的小规模军事干涉也旨在反对宗教狭隘的行为，比如1983年在黎巴嫩，1986年和2011年在利比亚，1993年在索马里，1995年在波斯尼亚，1999年在科索沃。
这些敌人有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从纳粹帝国崇拜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从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民族主义到阿拉伯复兴主义，从伊斯兰神权到真主党或基地组织的军事圣战主义，从超级大国到弱小国家，从全球意识形态运动到跨国恐怖组织。它们共有的一个特点是对宗教自由的持久性敌视。简单的说，亵渎神圣就等同于侮辱了国际秩序，这表明宗教自由这种精神领域和安全专家的世俗关注领域是不能分割开来的。
侵犯宗教自由有很多种形式。在本文中，它被定义为强行限制个人和共同体相信和实践他们自己选择的信仰。这些强制行为常常牵涉到暴力，常常敌视任何一种独立的宗教信仰，有时候这也意味着对一种宗教进行排他性解释，并对其它解读进行压制。事实上，大量政体限制宗教自由，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数宗教团体和非国家体制的恐怖组织。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沙特阿拉伯或墨西哥，政府是美国的同盟，但是这个国家的内部可能会有很多非国家层面的组织（如偏执的瓦哈比主义者，暴力贩毒组织）推行宗教不容忍（religious intolerance），继而产生安全隐患。
这些臭名昭彰的侵犯宗教自由的组织同时也对美国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表明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大。简单的说就是：这世界上不存在既尊重宗教自由，又不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国家。
尽管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非常强，但是美国政府和战略机构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这几年提高宗教自由似乎有了进步，尤其是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通过候建立了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IRF Office）。
尽管如此，IRF Office的前任主管Tom Farr写到，IRF Office与国务院宗教自由政策之间“完全地隔绝”。在国务院的人看来，国际宗教自由最好在小范围里传播，如果到处喋喋不休的聒噪则是离题了。IRF Office仍然陷在国务院官僚主义的泥潭中。宗教自由的问题只是没有被国家安全组织严肃的当成一个政治议题看来。
考虑到美国自身的历史和它多元化的宗教，这个忽略是非常矛盾的。正如《经济学人》编辑John Micklethwait和Adrian Wooldridge观察到的，“美国近年最古怪的一个失败是，它不能从它成功的处理国内宗教议题上为处理国际宗教自由带去什么教训。一个根植在多元化之上的国家在宗教自由上如此无作为，这是非常奇怪的。”
这一趋势也不都是负面的。宗教自由和宗教是分不开的，而由于政策制定者和外交政策学者的分析兴趣，宗教在这两年有复兴的趋势。激增的书籍、文章、特别工作小组和会议都把宗教当成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显著因素（无论是好因素还是坏因素）。对宗教的再次关注来自宗教本身的复兴。Monica Duffy Toft，Timothy Samuel Shah，Daniel Philpott在他们的新书《上帝的世纪：宗教复兴和全球政策》中说到：“宗教对政策的巨大和全球范围里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大约40年了。”虽然大家更严肃的对待宗教，把它当成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是宗教自由在政策优先层面上仍然被忽略了。根据这个问题波及的范围，这种忽略就更加严重了。根据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的研究，全球大约有70%的人生活在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下。
需要说明一下限制条件。首先，关联没有因果关系，一个国家刚好被美国国务院认为是一个宗教压制者，不能说明威胁导致了宗教不自由。第二，美国如何定义一个安全威胁是有很大争议的，最近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干预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本文并不认为涉及到宗教干预的国家自动就表示它对美国存在当下的安全威胁，而是认为这些涉及到宗教压制的政体，不管是国家还是非国家，更有可能对美国造成安全威胁。第三，某种程度上宗教自由是民主权利和那些机构的替代指标，宗教自由和安全威胁的关系接近“民主和平”理论的内涵。但“民主和平”理论是不够的。民主和平理论只能运用在国家间，但本文讨论的一些安全威胁来自一些非国家行动者，比如圣战恐怖主义者。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和平是一种“自由和平”，这表示国家间的安全条件不仅仅包括程序民主，还包含了相互之间认可的自由价值观及其机构。因为宗教自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石，那么，毫不尊重宗教自由国家是美国的威胁，是不是意味着自由和平可以被认为是“宗教自由和平”？
宗教自由和平的可能性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能够找到类似的能够代替国家安全的人权关系的标准时，为什么要单列出宗教自由？本文并不否认其它的人权，只是相对其它诸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重要人权外，突出宗教自由对国家安全的特别显著的重要性。
由于宗教自由不可能脱离宗教，因此宗教自由表明人类对超然存在的渴望。对宗教信徒（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而言，只依据他们的信仰，自由的去相信、行动、崇拜，与他们对自身和对所处世界的认知是分不开的。宗教自由即属于个人，也属于一个团体，因为一个具体的告解义务可以运用到个人身上，也可以运用到团体身上。对应的，宗教常常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身份的决定因素，不管它是藏装佛教、印度教民族主义、犹太教、以色列、俄罗斯东正教还是土耳其伊斯兰教。
和宗教与民族国家主义相联系一样，宗教也和不朽相关。它的末世论对信徒来说是最重要的，而对不相信的人来说则是最神秘莫测的。不管怎样，正是末世论导致了一些最显著的宗教行为，而不管圣战主义者相信的是不朽的奖励或真主的赞同，还是印度教对轮回的信仰，又或者是基督徒对天堂祝福的信仰。
宗教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许多信徒不把他们无上的荣耀置于一个具体的政府或政权上，而是他们所能理解的神圣实体中。在这个层面上，宗教自由常常被认为是加强其它民主自由基础的“第一自由”。正如Peter Berger所认为的，“宗教最着重地指出了对国家合法权益的限制。”
另一个表明宗教自由不仅仅是其它公民自由的替代，而由于宗教自身的原因是一个基础性问题的要点是，从宗教自由的压制者角度思考问题。在诸如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朗政权和沙特阿拉伯等压制者来看，宗教不容忍严格的遵照他们自己的定义。他们所有的存在都建立在强制的、排他性的宗教叙事上，对任何宗教异议或多元化都抱有深深的敌意，这种敌意常常伴随着暴力。这就损害了其它民主权利，比如新闻自由。拿塔利班举例来说，他们反对的行为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实施。
最新的研究开始挖掘宗教迫害和安全隐患之间的实证关系。一本由Brian Grim和Roger Finke所著的新书，《忽略自由的代价：21世纪宗教迫害和冲突》，对143个国家宗教－自由方面的冲突条件和事件进行了一个强健统计分析，结论是“政府和社会对宗教自由进行限制，人身迫害和冲突就会上升。”从直觉看，Grim和Finke运用了大量的数据来增强说服力。在控制了诸如民主机构、其它人权方面和民主自由的因素后，他们发现，限制宗教自由对煽动冲突起到一个独特的作用。这个结论适用多个地区、多种政权和宗教民主形式。简单的说，不管一个国家是共产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东正教或者是世俗的，限制宗教自由都将引起社会不稳定。与其它国家的冲突和不稳定的事实，不会直接成为美国安全的隐患，但是它们常常是最主要的指标，也常常成为潜在的威胁因素。
Daniel Philpott作的一个理论模型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体制和政治暴力倾向之间的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两个因素是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宗教和最主要信仰的宗教的政治神学的差异。用Philpott的话来说就是，“当宗教共同体只用一种政治神学来解释他们的经典著作、传统和圣令，那么这个共同体就会确定唯一的官方宗教，并对其它信仰进行压制。当他们遇到压制他们（不管是来自世俗，还是另一种信仰）实践和表达的法律和机构时，他们变得更好战了。一个原因也可以单独起作用，如果有两个原因，它们甚至会加强彼此的作用。”“联合”国家——它们不允许宗教共同体的信仰独立——运用国家来加强主要宗教的地位，而独裁体制会紧紧控制或镇压宗教。相反的，宗教和政府之间差距很大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暴力。
谁在进行宗教迫害？
广泛来说，宗教限制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因素，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实施者：圣战恐怖主义者，神权制度，以及极权政治。
圣战恐怖主义。虽然最近十年有大量对圣战意识形态和恐怖组织的分析，但是很少有人用宗教偏执（religious intolerance）定义这些组织。在这一点上，基地组织是最明显的，但是诸如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巴基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卡尼网络，它们也同样对宗教自由非常的厌恶。虽然这些组织有它们自己的关注目的、方法和活动地区，但是它们都是圣战主义的共同基础是：敌视宗教自由，为实现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政治秩序的宗教目标，会为伊斯兰法律排他性解释的献身。反过来，这意味着对其它宗教信仰和活动的禁止和迫害－－不管是基督徒，犹太人，或者其它与圣战主义政治理念不符的其它穆斯林。
一旦圣战主义者在某个地区得到政权控制力，他们会努力实现他们的排他性目的。用（美国）国务院的话来讲，管理加沙地区的哈马斯“运用他们的安全管理机制，逮捕或拘禁加沙地区任何不遵从哈马斯对伊斯兰教严格的解释的穆斯林。”同样的道理，攻击宗教多元化也是帮助确定政治控制的方式。比如，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倾向于攻击任何宗教多样性的表现。其中最臭名昭彰的是2006年2月伊拉克萨马拉黄金清真寺的爆炸案，这里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两个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把它理解为挑起伊拉克内部的宗教战争一种邪恶意图是对的，同时这次攻击行为也是对宗教自由的直接攻击。基地组织的逊尼派认为什叶派穆斯林是卡菲尔（译者注：非洲东南部班图人一支，是穆斯林对不信伊斯兰教的人的蔑称。），是异教徒，因此是合法的攻击目标。同样是基地组织宣布的敌人是伊拉克的基督徒，基地组织称他们是“偶像崇拜者”。2010年10月31日巴格达一家教堂内58个伊拉克基督徒被屠杀后，基地组织宣称“所有的基督徒中心、组织和机构，领袖和追随者，都是圣战者的合法目标。”宗教偏执也是圣战主义者寻找行动基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想想看基地组织在过去二十年寻找安全天堂的地方，索马里，苏丹，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这些地方的政府都不能够或不愿意保护信教自由。
神权制度。尽管神权制度和圣战主义者共享一些共同的教义，但是神权制度是由一个政府有效率的管理一个主权民族国家，同时采用一个单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两个最显著的例子。神权制度天生对宗教自由有敌意，因为这些国家把国家合法性定义为它们宗教意识形态在社会和政治生活全方位的传播－－这就包括镇压少数派信仰者和不同意这个制度教义的主流信仰的异议者。因此，伊朗显著地限制少数派和异议派，比如佛教徒，犹太人，基督徒，有时候甚至是迫害这些人。沙特阿拉伯臭名昭彰地禁止任何非穆斯林进行公开的礼拜，也不愿意让任何一个非穆斯林的王室人员在整个国家内进行礼拜，罔顾这个国家存在着数百万的非穆斯林居民－－他们主要是印度佛教徒，基督徒，以及许多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外籍人士。沙特阿拉伯还对那些不遵从这个国家官方认可的瓦哈比伊斯兰教的沙特穆斯林进行限制。这些人是什叶派或者逊尼派的改革者，他们挑战了这个国家伊斯兰正统信徒。
伊朗造成的安全挑战是众所周知的：德黑兰对恐怖主义在伊朗袭击美国军人进行资助，并推进核武器项目。但是大家对伊朗政府的宗教偏执直接导致这些安全威胁却不甚上心。自1979年伊朗革命后，阿亚图拉-霍梅尼成为法基赫的监护系统（译者注：新制宪法的一种原则，即以为伊斯兰教法理学家在国家最高政治决策中扮演最高领袖）中的伊斯兰教阿訇，最高领袖，并且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将伊朗国家的宗教性质定义为反对任何实体违背圣令。这个系统有两个原则。第一，它限制非什叶派穆斯林的权利，比如苏菲派和逊尼派，以及诸如基督徒、佛教徒、巴哈教徒和犹太教徒等非穆斯林教徒。第二，它把资助暴力当成是反对它认为的敌人的方式，这些敌人的范围从非什叶派的少数者宗教到诸如美国和以色列的外部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原则都来自法基赫的监护系统，这个系统认为他们实施着圣令。在大多数极端的案例中，反对这个机制的异议者（包括什叶派），以“忤逆上帝”而被处以死刑。
沙特阿拉伯的情况表明，既然沙特王室自冷战开始就是美国的战略伙伴，那么一个神权体制的政府也不一定会是美国的敌人。但是伊斯兰教不容忍的观点在国内盛行、并向外输出还是会造成一个安全隐患。最激烈的说明就是9-11事件，19个圣战者有15个来自沙特阿拉伯，他们的早期经历包括从沙特清真寺接受瓦哈比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包括基督徒、犹太人、什叶派穆斯林是缺乏智慧的低等人，对伊斯兰教的中产就意味着加入到暴力的圣战。奇怪的不是众多的沙特居民成长在这么一个恐怖主义的环境中，而是他们很少参与暴力。2003年5月12日基地组织攻击利雅得的外国人居所，沙特政府意识到它的国内问题，随后对加入圣战的沙特阿拉伯人进行了一次大批量的击毙、逮捕或改造。
正如Reuel Marc Gerecht所观察到的，即使奥萨马-本-拉登死之后，
“沙特阿拉伯很可能仍然是逊尼派世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集中营。原因是沙特一直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哈比信条就是对非穆斯林和不严格遵从的穆斯林实施邪恶的不容忍策略。基地组织的许多步兵来自沙特阿拉伯并不是偶然的－－官方准则与成为圣战战士的社会思潮之间，与赞扬他们财政支持圣战战士之间，距离并不远。”
同样麻烦的是那些不是神权体制、但面临着朝着那个方向进行的国内压力的国家。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1年3月2日，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暗杀了少数名族事务部长Shahbaz Bhatti，巴基斯坦唯一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原因只是Bhatti批评了巴基斯坦的亵渎法（blasphemy law）。这个被宗教自由支持者盯住长达二十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虽然巴基斯坦表面上是民主政治，但是巴基斯坦有许多自我矛盾的地方，包括这个亵渎法。在这个亵渎法里，“无论是言语还是文字，或者其它任何可见的表达，还是者非难，隐射，暗示，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只要玷污了默罕默德先知的圣名”，都要被处以死刑。这个法律代表着巴基斯坦深深的宗教裂痕，而超越了象征意义。事实上，它加剧了宗教极端主义，为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信徒提供了一个聚集点，还造成对诸如基督徒和艾哈迈迪穆斯林的少数派宗教信徒的武力冲突效应，更不用说诸如旁遮普省省督Salmaan Taseer这种进步的穆斯林－－他也由于批评了亵渎法而被暗杀。巴基斯坦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配出亵渎法表明它很难抵御圣战者和他们持续的恐怖主义的影响。巴基斯坦的安全机构也同样有许多伊斯兰因素，尤其是军队系统和情报间谍机构，它们支持亵渎法，同时又由于巴基斯坦的各类军事组织保持联系，比如圣战者运动（译者注：恐怖组织）似乎就帮助本-拉登掩护在阿伯塔巴德的住所（译者注：本-拉登在巴勒斯坦的驻地，也是他被海豹突击队击毙所在地）。
极权政治。并不是所有的极权国家都侵犯宗教自由，但是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极权国家更有可能造成安全威胁。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公民中间散发爱国主义，试图把任何自由独立表达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普京/梅德韦杰夫的俄罗斯越来越适应这种模式，因为这个国家鼓励通过东正教神化俄罗斯的存在身份，同时限制其它的宗教信仰。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中国政府把权威资本推到民族主义的边缘。北朝鲜将国家至于清晰的、尽管极端的、对金正日家庭的疯狂崇拜下，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立观点，并对信徒进行严格的限制。尽管每个极权国家的特质和差异各异，但每一个独裁极权国把国家置于任何一个独立的宗教活动之上，并且把国家权威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在这些政体中，一个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意味着独立的宗教活动是一个显著的威胁，要不需要控制，要不就需要被镇压。重要的认定特征是“独立”。这些独裁政权经常允许、甚至鼓励为国家进行服务的宗教活动，因为被恰当控制住的宗教可以为国家的合法性服务，而且会支持爱国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让它们的公民变得平静。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增加了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支持，而中国只允许五个注册过的宗教进行宗教仪式崇拜，而独立的宗教组织进行限制和迫害。正如Tom Farr所说的中国：“政府害怕极端的宗教，它们允许资本主义，但不能允许信徒。”
极权政权试图增加其自身的权力、保护自身的海外利益（尤其反对其所感知到的敌人和威胁）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Aaron Friedberg认为，中国“渴望在国家政策的方方面面都保持住权力。当设计到外部事物，这意味着北京的终极目标是，使世界的安全有利于权威主义，至少要有利于中国现下的统治。”无理由的，极权政府经常轻视它们国家的独立宗教组织，视这些组织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或美国人的爪牙。另外，因为美国经常在国外提倡宗教自由，这些宣传经常会增加极权政治被威胁的感觉，继而怀疑美国如此努力的行为。这些政权认为宗教组织推动了铁幕的倒塌，并推动东欧共产主义的解散，它们需要确保不能因为允许宗教自由而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俄罗斯，宗教偏执（或者宗教不宽容）的趋势与政治压迫和俄罗斯－美国双边关系恶化同步增强。比如，部分由于俄罗斯东正教害怕失去其宗教主导地位，1997年一个限制宗教的法律表明了爱国主义的高涨和对多元化的反对。这个法律是俄罗斯民主腐蚀的早期警告。再普京任总统三年之后，他精明的利用了这一趋势来巩固他自己的权势，并限制任何出现的民主机构的苗头。在过去十年内，俄罗斯的宗教自由在持续恶化，少数民族信仰宗教，如五旬节派，基督富临派，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徒，都得不到信仰自由，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领导人被囚禁起来。穆斯林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歧视和限制。俄罗斯并不是美国一个突出的敌人，因此俄罗斯警惕地把美国当成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尽管中国并不一定会对美国造成威胁，但是中国政府的的确确将美国视为它最有可能的对手，中国持续的军事现代化项目包括了对美国兵力和力量投射方面进行抗衡，尤其在西太平洋海域。
注：本文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思想库报告》项目组织翻译，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得用于商业使用。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思想库网站（think.sifl.org）的完整链接及上述说明。本文选自胡佛研究所《Policy Review》。作者是德克萨斯奥斯丁大学助理教授。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供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处高级主管。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吴华丽。原文地址：Religious Freedom and National Security。